“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这一质问出自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之口，而被其称作“痴书生”的人则是京兆尹薛元赏。
　　这件事发生在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对于唐朝的文官来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此时的仇士良已经凌驾于皇帝之上。唐文宗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本欲除抑宦官却演变成宦官们疯狂的反攻倒算，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指挥神策军大开杀戒，大明宫内血流成河，长安城内，尸籍横陈，史称“甘露之变”。
 
　　事变之后，唐文宗被搁置，天下大事一度军由宦官主宰，宰相们沦为按照宦官意见书写文书的秘书，朝廷的文官们在血雨腥风中惨淡度日。
　　登基之初被普遍看好，认为太平天下指日可待的唐文宗最终在忧愁与伤感中辞世。在此之前，唐文宗曾经问直学士周墀如果和前代相比自己属于哪一类帝王，周墀认为可以同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比肩，而唐文宗则自我评价应该和周赦王汉献帝这些亡国之君同伍，他说周赦王和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现在自己却受制于家奴，照此看来自己还不如他们。
 

　　周墀是个有主见的人，九年之后便做得了宰相，应该知道怎样评价自己的君主，尧舜之君不过是塘塞。当着一国之主对着自己的臣子沧然泪下时，再要慷慨激昂直言不讳只能是往唐文宗的伤口上撒盐。
　　朝廷内如此，京师长安城中的状况便可想而知。豺狼当道，狐狸也就张狂起来，坊间的恶少们在政局大乱之际趁火打劫，杀人越货，抢人钱财，明火持杖，毫无顾忌。他们纠集在一起，从城南奔向城北，从城东窜到城西，呼啸之中路上的尘土扬起，“甚嚣，且尘上”。
　　这年十二月初，从外地返回京师的宦官田全操扬言要血洗长安，针对的对象是那些读过书的人，凡是穿着儒士服装的人不论贫富格杀无论。听到这个消息，坊间的恶少如同听到了动员令，全都穿着上红下黑的统一服装，手中抄着家伙，翘首望着大明宫的宫门，一旦宫门关闭就意味着官方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他们便可以再次劫掠。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甘露之变后上任的京兆尹张仲方不敢作为，在朝中苦苦支撑的宰相李石、郑覃任命薛元赏接替京兆尹，期待稳定市面秩序。
　　张仲方曾被后人认为是李德裕排斥异己的典型受害者，《旧唐书》本传中说：“自驳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死后被谥为“敬宪”，张仲方认为过于誉美）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从他就任京兆尹这十几天的表现来看，不被重用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能力问题，正如唐文宗所说：“中台侍郎，朝廷华选，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
 
　　这一天，新任京兆尹薛元赏前往宰相李石府上拜访。
　　李石的宅第在长安城东部万年县的亲仁坊。这个坊中住过不少名人，其中唐睿宗没有当皇帝之前的藩邸应该算是皇家圣地了。安禄山的府邸也在亲仁坊，这套住宅是唐玄宗亲自下令为安禄山修建的，供他赴京师入朝时居住，唐玄宗对手下说，安禄山那个人眼大得很，别让他笑话咱们小家子气。身系国家安危数十年的郭之仪也住在亲仁坊，他的家占了坊中四分之一的面积，家人三千，门户大开，随意出入，不避内眷。家务公开是为了防身，免得有人说什么策划于密室。曾经在亲仁坊居住过的还有燕国公于志宁，修建了江南名楼滕王楼的滕王李元婴，诗人柳宗元，知名女士鱼玄机。那位在唐高宗面前表示如果不按照老婆的话去办就会有不幸发生的杨弘武也在此居住。
　　官做到一定级别之后，出行时都会有人在前面开道，提醒行人回避，一左一右两个伍佰手中掂着棒子吆喝着。但是在宰相府邸前是不能高声喧哗的，因而薛元赏到达李石府前时院中的人并不知晓。
 
　　一跨进院门，薛元赏就听见有人在大声的和李石争吵，派了手下前去查看，得到的回答是，有一个神策军将领正在厅中和宰相谈论事情。
　　薛元赏认为这种动静已经不是在谈事情了，二话没说径直进入会客厅内。此人做事很有策略，没有去斥责那个无礼的军将，而是批评宰相李石。薛元赏说：相公是朝廷的首辅，天子委以重任，抚四夷，调阴阳，安百姓，同人心，这些都是不能怠慢的事情。提拔贤良，贬黜不肖，将赏功臣，惩罚罪恶，这些都是宰相的职责。身负如此大任的宰相怎么能听任一个军将这么放肆。礼仪如果失去正常的秩序，朝廷的纲纪就会混乱。当宰相都会受到下属的呵斥时，又怎么能指望你去整顿颓败的局面，更谈不上威震四方了。
　　薛元赏说完这番话转身出门，跨上自己的马匹，向手下发出一道命令：无礼军将可擒于下马桥等侯判决。
 
　　亲仁坊西墙之外就是启夏门大街，沿街北上可到达大明宫。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上朝的路上就是在这条街上遇害的，而李石则是继武元衡之后又一个在上朝途中遇刺的宰相。唐文宗开成二年元月，仇士良派遣刺客在路上刺杀李石，刺客的箭射中了李石所骑的马匹，并且挥刀砍断了这匹马的尾巴。只是由于这匹马急速奔回家中，马上的李石才幸免于难。
 
　　要说宰相的坐骑也不是一般的马，当年武元衡遇害后，他所骑的马独自前行一直走到大明宫建福门外百官等待上朝的侍漏院，走完了主人未竟的路程。
　　大明宫内共有三座下马桥，桥下是龙首渠，西下马桥位于建福门内，是百官上朝经由之路。当薛元赏到达此地时，那个军将已经被退去上衣跪在桥前等侯处理，当时可正是寒冬腊月。
　　此前，早有人将这件事禀报给仇士良。仇士良闻听大吃一惊，当前只有神策军杀朝官的份，还没听说有哪个朝官敢杀神策军的，便急令手下的宦官前去救人。仇士良尽管权倾一时，但毕竟不是皇上，前去救人的宦官也不能喊圣上有旨刀下留人，而是对薛元赏说：“中尉屈大尹。”仇士良的地位权力都要高于薛元赏，现在救人要紧，放下架子请薛元赏去一下。薛元赏没说不去，而是说我现在公务在身，完事之后就去拜见中尉。
　　所谓完事之后就是将那个军将杖杀之时。薛元赏脱掉官服，换上一身白色的服装去见仇士良。双方一见面，仇士良就怒斥道：憨措大！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从容对答：中尉您是国家的大臣，宰相也是国家的大臣，如果宰相手下的人对中尉无理，您将如何处理。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甘露之变就是最好的解释——格杀无论。薛元赏接着说，那么中尉的人对宰相无礼，就可以宽恕吗？中尉的利益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理当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珍惜法律。现在我已经穿着请罪的服装来见你，是生是死由中尉决定。自己的手下被杖杀以成事实，仇士良也无可奈何，便叫人端上酒菜和薛元赏对饮。双方你敬我让，杯觥交错之中心里却各有各的滋味。
　　薛元赏不痴，整件事情做的有理有利有节。
　　转眼之间第二年（开成元年）三月，按照习俗，孟春三月应该收拾掩埋那些无主的尸骨，以顺应天时。唐文宗让薛元赏将死于甘露之变的王涯等七位大臣的尸骨收拾后掩埋在长安城西的张村，每个死者还赐给了一套衣裳。尽管这远远谈不上是安葬，仇士良还是不能放过，私下派人将这七个人的尸骨重新挖出来扔进了渭河里。
　　会昌三年六月，唐武宗下了一道诏令：仇士良致仕。退休之后就得回家闲居了，仇士良对在职的宦官们有一个工作上的交代，他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日盛，无瑕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这也算是一类经典言论。
　　一年之后，会昌四年五月，薛元赏再次出任京兆尹，这次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是整顿社会秩序，就是现在所说的打黑除恶。那个时候你如果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可以很容易的辩认出谁是恶汉闲人。首先，这批人都剃着光头，古时候除了出家人和犯人之外其他男人是不剃头的，人身上的毛发受之父母，剃掉便是不孝。但是这些恶汉闲人们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叫“髡”。
　　闲人们的第二个特征是“剳青”，就是纹身。纹身的内容也是百花齐放，有的人在身上纹出一幅山水画，还题有诗句。山石草木，亭台池榭，飞鸟走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该具备的元素都具备了。还有人在身上刺字，当然不是“精忠报国”这类励志性文字，也不是“忍”字，在这方面一个叫做张干的具有代表性。
　　长安城的大宁坊与大明宫只有一坊之隔，这里有当年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建造的罔极寺，还有唐玄宗为道家始祖老子建立的太清宫，那个张干就住在大宁坊。此人在自己的双臂上刺了两句话，左胳膊上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的是“死不畏阎罗王”，颇具有挑战性。
　　这些闲人们经常在大街上打架斗殴，强行抢劫路人，他们还会把一群蛇放进酒店的大厅中，讹诈店主的钱财，一旦犯了事他们就躲到禁军的兵营中去，地方官府也无可奈何。
　　薛元赏上任的第三天，就进行了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按照事先摸好的底子密捕了三十多名首恶，全部杖杀，陈尸街头。这其中当然少不了那个张干，人死以后怕不怕阎罗王说不清楚，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从另一个世界回来过，但生不怕京兆尹这话看来是说大了。
　　至于其他人的纹身，也被责令灸去。用艾条灸烧本是传统医学的一种治疗方法，那是隔着一定的距离，现在要灸掉纹青是直接在皮肤上烧，是很疼的，专治烫伤的医生那里想必会有不少病人前去就诊。《水浒传》中倒是介绍了一种用美玉灭瘢法去除刺青的方子，但那样一来费钱，要用良金美玉碾成细细的粉末慢慢的打磨，更重要的是废时间。宋江当了寨主之后有的是功夫，但长安城中的闲人们却熬不起，不及时去除纹身是要吃棍棒的。
　　会昌后期京兆尹的任职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会昌四年五月，薛元赏任京兆尹。会昌五年三月，柳仲郢任京兆尹。会昌六年初的那段时间内，薛元赏的弟弟薛元龟以京兆少尹的身份权知京兆府事（主持工作）。
 
　　会昌六年三月，唐宣宗即位。四月，宰相李德裕罢相。
　　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执政时平叛镇，定回鹘，所作所为堪称能相，足以独步晚唐。唐宣宗贬李德裕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李德裕是武宗时的首辅大臣，按照正常的制度，书写遗诏册立新主是首辅大臣的职责，而宣宗则是由宦官内定以权勾当军国政事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唐宣宗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李德裕“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从心理角度看，这是一种不自信的反应。
　　史称唐宣宗“性明察”，读那段时期的史料时看到宣宗的所作作为，有种皇帝微服私访记的感觉，多是在干一些州县官员干的事情。宣宗明察是实，但有些近于彻察，古人云：不聋不痴，做不得大家翁。
　　李德裕被罢免之后，时任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的薛元赏被认为是李德裕一党而被贬为忠州刺史，忠州那个地方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当年六年不获升迁之处。同时，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京兆府事薛元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贬为崖州司户，而崖州司户这个职位也是李德裕最终的任职，所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李德裕有党一事颇有争论，有一种感觉，李党一事多半是由后人考证出来的。
　　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后又被重新起用为昭义节度使，至于他的家世却不得而知，甚至连他是哪里的人都没有记载，这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