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公元1906～1946年)，全名叫郭贝尔·婉容，字慕鸿，号植莲，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满洲正白旗人。

　　婉容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原籍内蒙古自治区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高祖郭贝尔·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婉容的曾祖父郭贝尔·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年轻时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清同治八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婉容的祖父郭贝尔·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

　　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他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是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四格格”，她是郭贝尔·荣源在原配夫人死后继娶的妻子，是婉容的仰慕养母。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六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贝尔·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22年，已满十七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宣统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远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只得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

　　公元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婉容婚后在储秀宫生活了将近两年，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士呢？有人说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似乎并不夸张，因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历代皇后的表现，特别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正像一位美国人对婉容所作的评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婉容也读过一些书。据在储秀宫伺候婉容起居的太监赵荣升讲，清宫里的寡妇妃子们每天生活都很无聊，平时闲得慌就练练字、绘绘画而已，婉容年轻，还常常看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两首词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悦。思虽苦，心还慰，只有单思无了时。采莲莲花开，君王卧病帐不开。采莲莲叶长，桶役宫人来逞强。采莲莲结子，桶役宫人炊豆子。太不良，太不良，赛虎狼，赛虎狼。黑心肠，黑心肠，无法偿，无法偿。狂风扬，狂风扬，天地昏暗日无光。”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词无题，系闺中相思之作。词句整齐、浅白，比喻贴切、新鲜、感情真挚，有如瀑布直泻。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从内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怒，这愤怒显然来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题《桃花歌》，用拟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场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对象，讽刺、挖苦的对象，就是淑妃文绣。

　　在溥仪的历史档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迹，大多为钢笔写下的中、英文书札以及诗文作品和日记等，也有少数毛笔小楷字迹。语句文白相间，但错别字不少。书法尚可一观，只是没有找到她的绘画作品。据说她也和溥仪一样，能绘几笔画。她与宫内外的画家亦有交往，当年美籍华人女画家杨令，曾进宫为婉容“写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图：婉容站在山水屏风前的地毯上，凤冠凤袍，全副旗人装饰打扮，显得高大、端庄和美丽。到天津以后，婉容还专门聘用了绘画教师。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爱新觉罗·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六十～七十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约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六百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十六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八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

　　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寇的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的两个妹妹及弟弟爱新觉罗·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

　　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

　　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次事件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汉奸、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得知此计划后，立即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使此次逃跑计划失败。

　　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最终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对于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

　　溥仪与婉容关系的彻底破裂，是1935年发生了婉容与溥仪的随侍李越亭发生暖昧关系而致怀孕的事情。溥仪当时遭到日寇“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婉容也为此遭到溥仪的暴打，因此婉容在精神空虚中投入了侍卫李越亭怀抱中。这件事激怒了溥仪，虽然一个可怜的女婴刚刚降生就夭折了，但溥仪仍然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还要吸鸦片。

　　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溥仪派了两名太监和两人女佣伺侯她，病得最严重时两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郭贝尔·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向日寇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现端倪。侵华日寇开始准备退路，同时要溥仪带着家人退守南满，将“国都”迁到吉林通化。8月13日，一群丧权辱国之人仓皇逃到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大栗子沟，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溥仪原来还准备随日寇经由沈阳转赴东京，便于8月17日带着爱新觉罗·溥杰等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人只好各自另想办法。11月份，天气渐冷，这一行人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住下来。不久，临江解放，他们又随着东北人民解放军从临江转到通化，经过八个月颠簸流离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长春。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遍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东北人民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于是人们先后离去，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其实，当时婉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他们当年靠国戚的身份得到过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来关注她。后来，东北人民解放军撤出长春，李玉琴只得带着婉容一起走了。不久，末代皇后婉容就病死在吉林敦化，终年四十一岁。

　　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寇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