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公元前?-公元前48年),字子高,西汉大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祖父张孺为上谷太守,徙居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一带)。父张福事汉武帝,官至光禄大夫。张敞事宣帝时,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忠言直谏
张敞起初是个乡有秩(乡官),后补为太守卒史。由于为官清廉,又先后补为甘泉仓长、太仆丞,颇为当时的太仆杜延年所器重。昌邑王刘贺嗣立时,行悖无道,滥用私人。张敞因此很为汉朝前途担忧。他勇敢地向刘贺上谏,批评刘贺当了皇帝以后不能选贤用能,使得朝中国辅大臣不得褒扬,而昌邑挽辇小臣纷纷升迁。谏后十多天,刘贺即被废黜。张敞便因切谏而显名,被擢为豫州刺史。后来他多次上书言事,宣帝见他忠心耿耿,就擢他为太中大夫。这时大将军霍光秉政,张敞由于守正不阿得罪了霍光,受到排斥,被派去主持节减军兴用度之事,后又将他调出,担任函谷关都尉。宣帝初即位,担心已废的昌邑王刘贺有变动,特令张敞为山阳太守(山阳本系昌邑旧封,刘贺被废后返居此地),暗中监守刘贺。张敞经过多方考察,发现刘贺被废后沉迷酒色,昏愚痴狂,无心思也无能力起事,便据实奏闻宣帝。使宣帝从此不再担心刘贺有所行动。
九年京兆伊
当时长安境内的社会秩序很乱,偷盗事件层出不穷,负责长安地区的京兆尹一职几度换人,都不称职。宣帝召见张敞,问以治禁之策,张敞充满信心地答应能办好此事。于是宣帝就下诏调张敞为京兆尹(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
张敞到任后,了解到境内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长安),盗贼甚多,商贩和居民深受其苦。他通过私行察访,向长安一些老年人询问,终于查出盗首原来是几个家境很富足,外出时还有童奴相随的人。街坊邻居们谁也想不到他们竟是盗首,平时还以忠厚长者相待。张敞察知后,不动声色,派人分头将几个盗首召至府中,列举了他们所犯各案,要求他们将诸窃贼全部拿交,借以赎罪。几个盗首说:“今天我们蒙召来此,必为同伙窃贼所疑,如能允许我们权补吏职,方可如约。”张敞当即允诺,给他们全部安排了官职,然后让他们回去。盗首回家后,设宴欢庆,遍邀同伙入饮。那些窃贼不知是计,一齐赶去赴宴祝贺,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盗首按照在张敞府拟定好的计谋,乘机将每个盗贼后背都涂上红色,好让守候在门外的捕役辨认。盗贼们饮罢辞出,即被捕役一一捉拿。这一下就捕捉数百名盗贼。从此,长安市内社会秩序一新,偷盗事件极少。
张敞执法虽严,但知道适可而止,刚柔兼济。他同河南太守、酷吏严延年有交情,对他的滥用刑法,动辄杀人很不满意,曾写信劝告说:“六国时韩氏之默,捕捉兔子还要仰视人主之意,而后获之,愿次卿(延年字)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可是严延年酷虐成性、专尚刑威,对张敞的告诫根本听不进去。
张敞政绩卓著,得到宣帝嘉奖。他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议,他总要博引古今,拿出合于实际的实施办法,朝中公卿莫不佩服。可是,朝廷上对张敞也有不同议论。他不拘小节,不摆官架子,往往穿上便衣,摇着扇子,在长安街上自由自在地溜达;有时早晨起来没有事,还提笔为他的夫人画画眉毛。不料这些事竟被那些皇亲国戚据为话柄,在宣帝面前告发他行为轻浮,有失大臣的体统。宣帝亲自询问他有无这些事,他回答说:“闺房里边,夫妇之间,比画眉毛更风流的事儿还多着呢!难道光画画眉毛就算了吗?”宣帝听后笑了笑,没有办他的罪,但总觉得他缺乏威仪,不应上列公卿。所以他任京兆尹八、九年,始终也没有再得到提升。
削职为民
光禄勋杨恽受谗被诛后,在朝亲友统统受到株连而被罢免。张敞为杨恽好友,自然也在弹劾之列。宣帝惜其才能,所以扣留了所奏事,不想罢免他。这时张敞派他属下的贼捕掾(主捕贼的小官吏)絮舜去查一个案件。絮舜以为张敞即将被免职了,不肯再为他效力,竟私自回到家中呆着。有人批评絮舜不该如此,絮舜不以为然地说;“我为此公尽力够多了,现在他不过是个五日京兆,还想办什么案子?”张敞听到这些话,怒从中起,立即将絮舜抓捕入狱,定了他的死罪。临刑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的命令对絮舜说:“五日京兆怎么样?现在冬日已尽,还想再活下去吗?”说完,即令斩首。没过几天,宣帝派出使者巡行天下,举冤狱,絮舜的家人用车拉着絮舜的尸体,向使者鸣冤。使者即奏张敞滥杀无辜。宣帝问明原委,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想叫张敞设法逃脱。于是先宣布了以前关于他同杨恽有株连,不宜再居其位的奏状,将他削职为民。受到这样的处分,张敞也明白了宣帝的用意,便缴还印绶,匆匆亡命而去。
复出为官
张敞离职后几个月,京师的社会秩序又乱起来,远不如前。这时冀州也出现了大贼。宣帝思念张敞治贼有方,就派使者到他家中召他。张敞的家人见使者到,以为是为他以前杀无辜的事来抓他,都吓得哭了起来。可是张敞却镇静自若,笑着对家人说:“我已亡命为民,郡吏就可以捕我。现在朝廷使者来,必是天子又要起用我了。”说着就整理行装,随使者入朝。宣帝召见了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
张敞到任后,境内的广川王宫接连发生盗窃案,可是总破不了。张敞派密探侦察盗贼居止之所,并杀掉了贼首。他根据侦察所得的情况了解到,广川王的内弟及同族宗室刘调等人都与盗贼有关系,王宫成了盗贼的庇护所。于是亲自带领冀州的官吏,出动数百辆车,包围了广川王宫,并直接指挥,将刘调等人从宫中搜出,当即统统斩首,悬首级于王宫门外。张敞任冀州一年多,冀州的盗贼使灭迹了。
后来,宣帝又命张敞为太原太守,实际任职仅一年,便使太原郡秩序井然。
宣帝死后,元帝初即位时,待诏郑朋向元帝举荐说,张敞乃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元帝征求前将军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治烦乱的能吏,可是“材轻非师傅之器”。元帝就派使都去召张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因病去世了。
张敞性格的某些部分也许更像一个诗人,率性轻易,这大概就是所谓性格悲剧吧。有人说,所有人间的悲剧都是性格悲剧,这个我们也许可以不赞同,但张敞的经历,却无疑可以当作一个正面例子。
性格决定威严
在我们古代的文化中,一个人要想宦途顺利,除了必要的才能、高超的马屁功夫之外,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副严肃稳重的形象,不能随便嬉皮笑脸,要不然,你才华再高,学问再好,办事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提拔。就拿那个妇孺皆知的东方朔为例罢,史书上说他身长九尺三寸,折合到今天就是214厘米的帅哥,去NBA打球都算高个。而且他面目英俊,眼睛明亮皎洁,像两颗隋珠;牙齿整齐光洁,如一排编贝。更兼色艺双绝,击剑、兵法样样亨通,诗书、文赋篇篇精妙。名声响彻朝野,宛然智慧的化身,乃至很多盗版书都冒他的名出版。可是终其一生,位不过太中大夫,而且没当多长就遭贬。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生性太幽默了。古人对此有个词,叫“诙谐”。诙谐本来是件好事,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日子向来过得不好,太平年月税赋繁重,战乱时代朝不保夕,不时时给自己找点乐子,谁会管你?又怎么去打发庸常的生活?可是当了官,就必须庄重,说话都不能太流利,口舌便给的人大多只配当弄臣。因此,虽然东方朔高大帅气,站在皇帝面前像一座铁塔,可是在皇帝的心目中,地位却如魁父之丘,和那些外表稳重的大臣没法比。一个人的威严并非和身材的高大强壮成正比,而性格也许更有决定作用。
宣帝时期著名的酷吏张敞,是一个性格悲剧的典型。他出身世家,父亲当过上谷太守,但他似乎是个有志青年,一点不肯依仗家庭,踏踏实实地从底层打拼,从乡小吏到太守府小吏,再到甘泉仓库主任,再到太仆也就是当时的交通部长的下属。交通部长杜延年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推荐他升任豫州刺史。不久他又因为能干被擢拔为太中大夫,和另外一个名臣于定国一起“平尚书事”,也就是有权力在内朝代替皇帝处理公务了。随后他还当过函谷关都尉、山阳太守、胶东相,都是二千石的大官,最后入长安拜为京兆尹,也就是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张敞一生所获最显赫的官职,而同时他的官运也到头了。
画眉断送青云路
当时长安自从故京兆尹赵广汉因罪被诛之后,治安特别不好。按照规矩,城中一旦有案件发生,官吏就要击鼓,相当于现在的警笛,所以城中的鼓声简直络绎不绝,老百姓都没安全感。皇帝为此十分头疼,先后征召了两位地方能吏为京兆尹,都因为不合格,很快被罢免。其中一位还是当时天下郡国政绩考核排名第一的颍川太守黄霸。皇帝无可奈何,只好下诏征张敞进京。
张敞一来长安上任,就召集了几个在社会上混得有头有脸的偷盗头目,声明赦免他们的罪行,要他们出卖自己的团伙,将功折罪。按说这法子也很稀松平常,虽然那时关二爷还没出世,但好汉们基本的江湖道义还是应该有的罢,怎么肯随便出卖自己的兄弟呢?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几个头目猪油蒙了心,竟全部欢天喜地答应了张敞的要求,于是京兆地区的黑社会遭到了重创。这次严打让张敞一炮打响,长安市上从此静悄悄的,鼓声稀鸣。因为出身世家,他又学过一点儒术,为政虽没有前任赵广汉那么残酷,却也信赏必罚。皇帝看见京城治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对他更加喜欢,甚至朝廷有大事还找他一起参议。他也不负所望,广引古今,搞得公卿大夫们也都对他很佩服。按理说这是一个好兆头,他会继续升职,从京兆尹升任九卿、再升任御史大夫,最后到丞相,这是汉代升迁的惯例。和他当年一起平尚书事的朋友于定国后来就当了丞相,名闻天下,他的才华不比于定国小,却再也升不上去了,这其中定有缘故。
原来《汉书》讲得很明白,就是“然敞无威仪”。“然”这个转折词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常常看见一些领导说自己对下属的印象,开头说得千好万好都没有用,如果中间出现一个“但是”,就足以让那人坠入深渊,再也别想咸鱼翻生。同理,张敞再能干又怎么样,没有威仪就不像一个公卿大夫的样子。古时候很在乎人的形象的,从国君到人臣,举止都有规矩,战国时代的梁襄王因为举动不够庄重,就被孟子骂为“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原来梁襄王不像人君的原因就是孟子自己靠近了他不觉得害怕。为人臣者可真贱,主上倨傲不逊罢,被指责为酷暴;主上平易近人罢,又不像人君。而荒淫的汉成帝仅仅因为坐车时能够“不内顾、不疾言、不轻指”,就被班固赞为有“穆穆天子之容”,可见举止形象的重要性。不像我们现在,一个电影演员也可能当上总统。那时候演员是俳优,文人一旦被主人“俳优视之”,那就注定了他前途的终结。司马迁总是一代文宗罢,可是他也慨叹皇帝把他看做俳优。景帝时的魏其侯窦婴老是当不上丞相,窦婴的姑姑是窦太后,最后看不下去了,就质问景帝,景帝陪笑解释说:“太后您以为臣吝惜丞相这个职位吗?实在因为窦婴他为人轻薄,不像一个公卿的样子啊。”那么张敞有什么轻薄行径呢?原来他有个毛病,就是经常下朝后,驱车在章台街上,用遮脸的竹扇敲马屁股,显得很不拘一格。的确,这种行径为一般的泥腿子所为自无不可,但对一个二千石的大官京兆尹来说,就显得有点轻佻。你能想象现在一个省长自己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兜风吗?撇开安全问题不谈,至少也显得和身份不符,伤朝廷威重。在汉代,“伤朝廷威重”是比较严重的罪名。皇帝听说张敞这样,当然不高兴。虽然倚重他的才能,不加责罚,但心里从此有了成见,张敞想要再升官,这路就堵住了。
除了走马章台之外,张敞还有一件香艳的事,就是他热爱为老婆画眉毛,而且也不保密,闹得京城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其实拿到现在,这完全是个人的隐私,不值得上纲上线,但在那时,这样的事显然更伤朝廷威重,以至于被有司弹劾。皇帝特意把张敞叫来问,张敞竟然回答说:“画画眉毛也没什么了不起吧?臣听说闺房之内,夫妇之间比画眉毛更亲热的事还有呢!”皇帝无可奈何,但因此更坚定了不能重用这个轻薄子的决心。
率性轻易也是性格悲剧
可怜的张敞还不知道皇帝对他有了看法。有一次因为受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案牵连,按照惯例要被免官。他手下一个叫絮舜的捕头听说了这件事,当即把手头正办的案件扔下,回家睡大觉去了。这个絮舜大概是欺负张敞平时比较随和,没有威严。有人劝他:“张府君平时待你不薄,你这样做不大好吧?”这厮竟然不屑道:“有什么不好,他在位的时候,我慑于他的威势,不敢不卖力工作。现在他的京兆尹顶多能当五天,能把我怎么样?”枉他是张敞一手提拔上来的,对老上司的性格竟然如此懵懂,因此很快倒霉就找上了他。张敞得知絮舜竟然如此薄情,对自己如此轻蔑,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收捕絮舜。其时离立春没有几天,汉朝的惯例,春天一到,官府就不能处决死刑犯。张敞生怕来不及,派能干狱吏昼夜对絮舜审讯拷打,絮舜又不是铁铸的,哪里受得了,就这样被张敞深文罗织,构致了死罪。临行刑前张敞还特意派人揶揄絮舜:“五天的京兆尹又怎样?冬天快过完了,你还活得了吗?”史书上这个情节的描写无疑非常传神,因为这显示了张敞独特的轻薄的性格特征,很难想象其他的酷吏张汤、杜周、王温舒会这样做。换言之,杀絮舜对张敞来说就像一场赌气,剥夺絮舜的性命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他得让絮舜明白自己死得多么可笑和荒谬。
从张敞的经历,我们显然能看见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残酷和轻薄的结合体。虽然妄杀絮舜这件事因为他治民实在太能干而得了赦免,后来还被皇帝重新起用,但他最后的官职始终就在郡太守间徘徊,不但公卿之位遥不可及,就连京兆尹的旧职也未再获,对如此的一位能吏来说,这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吗?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张敞性格的某些部分也许更像一个诗人,率性轻易,这大概就是所谓性格悲剧吧。有人说,所有人间的悲剧都是性格悲剧,这个我们也许可以不赞同,但张敞的经历,却无疑可以当作一个正面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