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的良将
自司马氏灭掉三国的最后一国“吴”以后，新兴的西晋王朝统一天下刚刚十余年，“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风潮便先后将晋这个庞然大物侵蚀一空，西晋就这样在中原苟且了二十五年，最后在“十六国”的浪潮中结束了它对中原的短暂统治。而晋的琅邪王司马睿则利用江淮天堑，在昔日吴国的首都建业称帝，史称“东晋”，这实际上就是南北朝的最开端。
东晋在诸国林立，纷争沓起的乱世中偏安江东，到了420年，也就是淝水之战后的三十七年，末代皇帝晋恭帝终于“禅位”给权臣刘裕，东晋宣告灭亡。而刘裕则正式称帝开国，国号“宋”，因为地处江南，所以为了和七百年后的“南宋”区分，所以后世将刘宋王朝称为“南朝宋”。而本文的主角张兴世，就出生在这两个王朝的接替之时。张兴世，原名张世，字文德，郢州竟陵竟陵人，世代居住在沔水边上。家乡就是以后竟陵王萧子显和"竟陵八友"吟诗做赋的地方。他和唐代的茶圣陆羽算是同乡。
张世出生于西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是刘裕篡晋的前一年。他出身寒门，家世既不是侨姓世家，也不是吴姓大族。这在极重家世的南朝，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寒门人士想要有一番作为是很难的，甚至于沈约在《宋书》里还特意列出一个《恩幸传》来记录这些得遇殊荣，被破格提拔的人。张世自幼家境贫寒，于是就去依附竟陵郡太守宗珍之为“客”。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客”就是“佃客”、“佃农”，性质接近大族世家的私人农奴。由此可见，张世的少年时代，过的并不是很幸福。
大概从那时候起，张世的军事才能开始逐渐被别人注意。虽然史书上并无明确的事迹，但是却记录下来这样一件事：在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竟陵曾经置过郡属军府，让他补“参军督护”一职，但是他没有就任。“参军督护”这个职位在刘宋似乎是有资格带兵的高级官员的军事参谋，可以拥有自己的部曲。考虑到宋袭晋制，而东晋的地方州郡“无事者罢”，所以不在边境的竟陵郡，即使拥有军府，规模也不会很大。但是，能够从“客”的身份转变到地方军的“参军督护”，对出身低微、年纪轻轻的张世来说，也是难得的殊遇。这次任命无疑是对他能力的小小肯定，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赴任，就不得而知了。
他的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宋文帝在位的时候。《宋书·张兴世传》说他“白衣随王玄谟伐蛮”。王玄漠是南朝宋的一员大将，曾经得到过刘裕的赞赏。当刘裕死去，少帝即位的时候，他在荆州刺史谢晦手下为“南蛮行参军”，负责讨伐汉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叛乱。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张世与这位将军相遇，并且被他招募到麾下。自从孙权的吴国开始，镇压南蛮叛乱就一直是南朝将军们积累资历的一条重要途径，很多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到与南蛮作战的记录。对于张世这样的平民来说，这的确是一条迅速积累功绩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白衣”一词。按照唐长儒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里的解释：南南朝军兵戎服多穿绛衣，所谓的“白衣”则是从民间不属军籍的平民中募集，做为主帅的亲随，为不与军户混杂，所以都穿白衣。这说明张世在王玄谟军中的职位，是一名亲兵或者稍微高一点的官职，但还不算是正式的军人。
在与少数民族的作战中，张世每次作战都表现突出，屡有斩获，王玄谟麾下的其他将领都比不上他，这时候张世最多不超过二十七岁。这个年轻人的表现令王玄漠很惊奇。甚至回到京都，他还特意向宋文帝赞扬张世的胆力。从那时候起，张世开始被这位上司所赏识。宋文帝是南朝宋的皇帝中最热衷北伐的，他在位三十年，共进行了三次北伐，全部以惨败告终。王玄谟在第三次北伐中担任重要角色，只可惜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是个庸才。在这期间，史书上完全没有张世的记载，所以无法确认他是跟随王玄谟北伐，还是留在江南任职，大概前者的可能更多一些。总之从那时候起到元嘉二十八年之间的几年间，他的事迹涅灭无闻。
他的重新出现是在元嘉二十八年，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武陵王刘骏的南中参军督护，镇守寻阳。这是张世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刘骏是文帝的儿子，即后来的孝武帝。史书记载这位皇帝在做江州刺史的时候，多次讨伐缘江与西阳的少数民族叛乱。很有可能因为张世有过讨伐南蛮的功绩以及王玄漠的推荐而引起朝廷注意，将他分配到了刘骏的手下任作战参谋。
张世在担任这个职位两年之后，南朝宋的政局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震荡：元嘉三十年，在位三十年整的宋文帝刘义隆被他的儿子刘劭杀害，刘劭随即宣布即位，并且封刘骏为征南将军，加散骑常侍。但刘骏却拒绝受封，反而起兵以大义名分征讨刘劭。当时朝廷的一位将军柳元景正在讨伐五水蛮，听到刘骏起兵的消息，立刻引兵来附。柳元景是刘宋朝廷的一员名将，宋文帝北伐时，他在其他诸路宋军皆溃的情况下，一度攻至弘农、潼关，战功赫赫，在军界威望极高。柳元景的应附，让刘骏非常高兴，立刻播了一万人到他麾下，其中就包括张世在内。
讨伐军一路进兵，张世以柳元景先锋官的身份率先进驻到了新亭，修筑营垒。而刘劭的朝廷军随即也抵达那里，两军展开对峙。过了数日，朝廷军在刘劭亲自指挥下向柳元景发起攻击，水路并进。一开始的攻势极其迅猛，连讨伐军援军程天祚的营盘都被摧毁。柳元景水陆两面受敌，意气弥强，全军力战不退，连他身边的亲随都全部投入了战斗。最后柳元景看到朝廷军气势已衰，程天祚也收拾了败兵回来支援，便果断地下令反击，结果刘劭军大溃而走，死伤无数，刘劭单身逃回建康。刘骏立刻赶到新亭即位称帝，紧接着讨伐军攻进建康，刘劭被杀，刘骏正式控制大局，即宋孝武帝。
新亭之战，是关系皇权归属的一场决定性大战。在这场战役前后，张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但是，在新亭之战中，柳元景连身边的亲随都派出去参战，张世身为先锋官，应当是身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即使没有值得史书记录的功劳，对张世来说，这多少也是一种资历。
从这一战开始，张世就一直在柳元景的麾下，大概也是因为新亭之战的表现不错，他颇得柳的信任。刘骏即位后的第二年，孝武帝的叔叔南郡王刘义宣以及荆州刺史臧质起兵造反。孝武帝派遣王玄漠、柳元景两员大将前往平叛，张世也以柳元景幕僚的身份前往。在梁山一役中，王玄谟兵少不敢轻出，向柳元景求救，柳元景派遣精锐部队大张旗鼓前往支援，刘义宣和臧质以为敌人兵多，惊慌不已，被柳元景趁机打的大败，叛乱遂定。在这场战役中，《宋书》对于张世的表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有战功”。
因为这份功劳，在次年张世又被分配到了建平王宏任中军行参军。不幸的是这一年的三月，建平王宏就病死了，于是他又改任到年仅六岁的西平王子尚身边为直卫，也就是近卫队。（《宋书·张兴世传》说是西阳王，疑有误，按《宋书·孝武十四王》改）。
次年，也就是公元456，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张世迎在了他一生最大的一次磨难。他在陪同西平王入台城见驾的时候，居然弃仗游走。历来禁中就是敏感之地，保卫措施均十分严格，即使是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一个王子的直卫居然在台城之内游走，这几可以算做是刺杀皇帝的大罪了。
这件事被人发现后，张世立刻遭到了制裁，下狱，免官。或许是王、柳两位上司的活动；或许是审判官员可惜张世的才干，他没被关多久，就被放了出来，官自然是做不得，军官身份也被剥夺，但是张世仍旧能?白衣"的身份担任“直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宋书》说张世“素恭谨畏法宪”，大概就是遭遇了这次事故后才养成的心态。
这是张世最失意的一段时间，此后八年间，他一直毫无作为。直到公元464年、宋大明八年，他才重新被授予了员外散骑侍郎，宣威将军、随郡太守，而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员外散骑侍郎是虚号，五品；宣威将军只是与郡丞一样大的八品官杂号将军；南朝析郡过多，郡的辖地与人口都减少，太守一职也不和以往那么重要。对于一名在军中服役了三十多年的军官来说，这个职位大概只能算是安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已。纵览张世前半生的军人生涯，虽然间或立有小功，但大部分时间他却是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从三十岁到四十五岁，这是一个人最富活力与干劲的黄金时代，但是张世却未能抓住机遇，新亭之战与梁山之战两次展现才华的良机都没被他把握，反而因为一次不谨慎的游走而白白断送了自己前程与八年的大好时光，一直到了人生的夕阳将近，才被授了一个安慰性质的职位，想必张世自己此时心里也很苦闷吧。假如就这么庸碌无闻了却残生，那么他也就会和其他无数的平凡人们一样，变成一粒被历史洪流淹没的细小沙粒，在后世眼中不留一丝痕迹。
但是，如茨威格所说：“命运就象是喜怒无常的醉鬼，总是将人象骰子一样在不经意的时候抛向高峰或者谷底。”张世没有想到，就在他被授予随郡太守，尚未从京都动身赴任的时候，南朝宋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叛乱，再度将屡次擦身而过的机遇推到了他的面前。
钱溪的英雄
这场叛乱要从孝武帝的立嗣说起。孝武帝在位十年，终于在公元464年病死，帝位就由太子刘子业继承。刘子业即时年仅十六岁，皇帝无限的权力照射到这个身为皇族的少年时，他演奏出了以“荒悖”、“昏庸”、“淫乱”和“暴虐”为主旋律的暴君之曲。朝中大臣象沈庆之、柳元景这样的宿将或鸩或杀，令朝臣惶惶不可终日。王族子弟被戕杀者也极多，其中迫害最惨的要属文帝义隆的第十一子湘东王刘彧、十二子建安刘休仁和十三子山阴王刘休佑。三人被封为“猪王”、“杀王”、“贼王”，拘在殿中，任意殴打凌辱，经常裸体站在一个食槽前，用嘴去舔一些剩菜汤，在宫中过着猪狗不如、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
刘彧不堪忍受这样的虐待，于是串通了几个近侍，在一次游园驱鬼仪式中猝然发难，将刘子业杀死，然后自己当晚就在后花园西堂仓促即位。因为刘子业所作所为实在太不得人心，所以朝中百官对这起事变完全没有反弹，反而很爽快地拥戴刘彧登上皇位，是为明帝。在刘彧动手前一个月，孝武帝的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在长史邓婉的支持下在寻阳起兵讨伐刘子业。当刘彧登基后，立即就派人安抚刘子勋，封他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是邓婉认为自太祖刘裕以降，皇位向来都是由第三子继承，所以当皇帝的应该是刘子勋。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刘子勋公然拒绝受封，反而在寻阳公开称帝，另立了一个朝廷，并且传檄四方，煽动各州郡依附自己。
结果顷刻之间，南朝宋分裂成了建康政权和寻阳政权两个权力中心。更可怕的是，被孤立的却是以正统自居的建康政权。
东部地区的会稽寻阳王长史孔觊、南部地区以萧惠开为首的郢湘广梁益数州刺史、西部地区的豫州刺史殷琰、雍州刺史袁稷，北部地区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全部都公开反叛建康政权！甚至朝廷派去安抚叛乱的使者都参与了叛乱！叛军最盛的时候，几乎全部的江南州郡都宣布效忠寻阳政权，整个建康朝廷所能掌握的只有丹阳一个郡不到！这对于建康的刘彧来说，简直就如同噩梦一般。局势真可谓是四面皆反，山雨欲来。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刘彧采纳了宰相蔡兴宗的策略“镇之以静”，安抚朝官与军中将士，冷静地统筹安排讨伐工作的各项事宜。这时候大部分中军精锐部队还掌握在朝廷手里，这总算是唯一令人庆幸的事。
面对寻阳军的攻势，讨伐军共分成四路。其中以南路讨伐军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是叛乱的主力部队寻阳军，所以南路军总指挥是素以智略著称的建安王刘休仁，麾下配备了殷孝祖、江方兴、沈攸之等一时名将。这时候官至领军将军的王玄谟做为刘休任的副手也在出征之列，于是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直得不到重用的老部下张世。
张世在刘彧政变的时候，正留在京都，所以当刘彧即位大封群臣的时候，他也被封做了正三品龙骧将军，比起宣威将军可高了不少。危机当前，朝中一时无将可用，明帝不得不拔擢一批新人，因为老上司王玄谟的关系，张世也被编入东路军中，负责统帅水军。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任官时，明帝刘彧觉得张世与“张氏”谐音，不好，于是就改做“张兴世”，从此“张兴世”就正式做为他正式的名字。这对张世来说，是一个好兆头。虽然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因为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已经是可以被称呼为老将的年纪了
。
公元467年，泰始元年一月二十三日，建康南路讨伐军出屯虎槛，东征战役正式打响。对于建康军的动向，寻阳那边派孙冲之率领陈介宗、胡灵秀、薛常宝等一万人进驻赭圻。与此同时，陶亮统两万人一起东下，他一听到对方的大将是刘休任和殷孝祖，不敢太过靠前，于是就驻扎在鹊州不动。
三月初三，建康军水陆并进，进攻赭圻，陶亮率军前往救援。建康军的先锋是殷孝祖，此人虽然号称良将，但是喜好炫耀，每次出征都要携带云盖和战鼓，周围的人都悄悄说：殷将军可以称为“死将”了，现在跟敌人打仗，他居然还带着仪仗队，倘若有十个弓手向他一起射箭，就必死无疑了。果然，建康、寻阳两军甫一接战，殷孝祖便中流箭阵亡，建康军因此大败，有500人甚至叛逃，建康军的战线岌岌可危。
这时候接任殷孝祖的是沈攸之，这个人曾经是前废帝刘子业的亲信，连自己的叔叔沈庆之都能够亲手闷死。当初刘彧登基，谁都认为沈攸之必死无疑。但是刘彧爱惜他的将才，又因为他揭发了一起叛乱阴谋，所以特意赦免了他并且委以重任。在殷孝祖阵亡，敌军近逼的紧要关头，沈攸之果然如明帝所预料的一样，一改以往跋扈凶狠，表现出大将风度，主动降低身份去见另外一位统帅江方兴，以廉颇和蔺相如相喻，换去了建康军内部的团结，稳住了军心。
三月初四，江方兴、沈攸之不等寻阳军进攻，主动出击，刘休仁也派遣了三万人前往支援，而寻阳军前日得胜，士气正旺，也倾巢而出，迎击敌人。双方激战的异常激烈，从早上五点一直持续到中午，终于寻阳军先支撑不住，一路败退到了姥山。孙冲之为了防御建康军的攻势，在姥山、巢湖口、白湖口各处建立了营盘，形成水陆互为倚角之势。面对寻阳军的链式防线，建康军一时无法展开攻击。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担任掩护任务的张兴世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率领水军溯江而上，在敌人尚没反应以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了巢湖口、白湖口的两座城池！这种凌厉的攻势，就好象是在宣泄张兴世郁积心中三十多年的郁闷之气，这位老将等待的实在太久了。
是役不仅是胆力的胜利，也是洞察力的胜利。张兴世击溃的不仅是两城的守军，而且还是寻阳军的整个阵线。巢湖口与白湖口两个城的陷落令本来连贯一线的姥山防线顿时陷入互相孤立的境地。陶亮在得知两城失陷后，大惊失色，急令各部收缩防线，孙冲之退守鹊尾，薛常宝退守赭圻，姥山其他营垒也全部放弃，守军全部撤回鹊尾-浓湖一线。于是在张兴世的闪击之下，姥山防线不攻自破，令整个战局的僵持局面为之一变。
这时候，邓禹惟恐前线有失，源源不断地调兵前来增援，其中最精锐的要属豫州刺史刘胡率领的三万步军和2000精骑，再加上附近州郡的增援，寻阳军在鹊尾的守军竟达到十三万人。而建康军这边也有援军赶到，那就是刚刚平定东部会稽叛乱的吴喜。这样建康军的总兵力也达到接近十万人。二十几万人的诸路大军，就在鹊尾这个弹丸之地互相虎视眈眈地对峙着。
刘胡也是一名宿将，他的名字来源于他一脸的大胡子。无论北讨还是南镇叛乱，这个人都战功赫赫，深得士兵敬畏。他的到来，无疑是寻阳军最重的一枚砝码。而建康军的吴喜，也颇有传奇色彩，他本是一名主书，当东部讨伐军陷入僵局的时候，明帝力排众议，竟然派了这位文官前去增援。结果吴喜甫一出战就阵斩敌大将三人，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一口气攻下了会稽。东部叛乱在这位文官的讨伐之下只用了一个月就彻底平定了，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惊舌。
当时寻阳军的薛常宝所部被建康军围在赭圻，无法得到粮草的补给。刘胡从水陆两路屡次企图运送粮草进去，都被沈攸之击败。终于在四月初四，已经无法支撑下去的薛常宝大举突围，而刘胡也亲率数千人前往接应。建康军全力狙击薛军的突破，双方在赭圻城下苦战了大半日，均死亡惨重。最后薛常宝重伤逃回刘胡军中，而赭圻则落入建康军的手中。于是，两军夹着浓湖和鹊尾，进入直接的对峙状态。
赭圻大败，刘胡为了恢复士气，派陈庆率200只小船和50只大船从水路出发，向建康军挑战。张兴世这时候再度显示出了水战天赋，他和吴喜一同正面迎战，另派一支快船队直插敌人中央，结果寻阳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建康军趁机一直攻到鹊中才收手。这时候，邓禹又派雍州刺史袁稷来到刘胡军，寻阳军虽遇小败，但实力仍旧在建康军之上。但是袁稷门第虽高，但是本人却很卑怯，在军中从不穿戎装，也不谈军务，每天只吟诗作赋。当刘胡因为缺粮而向他借粮的时候，他竟然说我在京城的住宅还没完工，得拿这些粮食换材料，其昏庸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这时候，各路讨伐正是最激烈之时，全国局势混乱不堪，每个人都极难把握住整体的形势。赭圻一役后，已经有不少的州郡开始倒向建康政权，现在各种势力都把目光投向了建康、寻阳两军在鹊尾的对峙，这对于他们的立场选择极为关键，而他们的立场也对两个政权至关重要。鹊尾成了全国的焦点，建康和寻阳都把自己的筹码全堆到了这里。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说关系到了整个天下之气运。这一点两军的统帅刘胡、沈攸之都深知，所以也就格外谨慎，生怕一招失误，全盘皆输。僵局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都没有主动冲击。这时候，张兴世向沈攸之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进据钱溪！
鹊洲是长江江心的一个沙洲，位于今安徽省铜陵县与繁昌县之间。鹊头为铜陵西北的鹊头山，鹊尾为繁昌县东北的三座小山，浓湖在鹊尾西边数里。寻阳军十几万大军，就驻屯在鹊尾至浓湖之间。鹊洲的上游是钱溪，再上游则是南陵、大雷等寻阳军的粮草聚集地。寻阳军的补给线，多要走经过钱溪的长江水路运往前线。假如钱溪被建康军掌握，就等于点住了寻阳军的死穴。
张兴世对沈攸之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余，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上流唯有钱溪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去大众不远，应赴无难。江有洄洑，船下必来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为宜。”廖廖数语，将形势分剖的清清楚楚。也许是明帝的破格升迁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雄心，也许是这次变乱唤醒了他被压抑的才华，张兴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显露出了不同以往的气势与自信。无论计划本身还是他本身，都洋溢着本属于年轻人的锐气与活力。
沈攸之与吴喜十分赞同他的计划，并且上报给了刘休仁。当时，西路讨伐军正因为叛军庞孟虬的增援而陷入困境，不得不向刘休仁求援。刘休任本打算派张兴世去，但是沈攸之说：庞孟虬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会有什么作为，派别的人去就可以打败他。张兴世出兵钱溪，这才是关系我军安危的关键，不能把他调去别的地方，会影响大局呐。于是刘休仁就另派了援军前往，而张兴世则一心一意开始筹划奇袭钱溪。进据钱溪，这四个字说来轻松，但是做起来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张兴世不仅要以几千的兵力越过敌人在长江上游的严密封锁，而且还要在十几万敌军的眼皮底下站稳脚跟，兼顾干扰敌人大后方上来的补给，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
四月十日，张兴世率领7000名士兵、200条快船溯江而上，他们在接近敌人水寨后立刻后撤；十一日，张兴世再度接近敌人，然后立刻撤退。刘胡看到后嘲笑他说：“连我都不敢冲破他们的下游防线去攻打扬州，他一个区区张兴世，怎么还敢逆流而上。”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张兴世见时机成熟，在四月十二日夜间，再度逼近寻阳军水寨，寻阳军以为这次又是虚张声势，都不加提防。张兴世船队悄悄靠近水寨，适逢顺风，200条船突然升帆，一口气突破了寻阳军在长江上的封锁，越过巢湖口、白水口、鹊尾，乘风破浪直奔上游钱溪而去。
刘胡被张兴世这一手“无中生有”耍的晕头转向，直到听说张兴世的船队已经走远，才急忙命令胡灵秀率领船队沿岸一路追赶。十三日，张兴世在距离钱溪不远的景江浦停下扎寨，摆开要与胡灵秀决战的阵势。胡灵秀没有得到刘胡进一步的命令，又不知道虚实，不敢妄动，就地扎营监视张兴世的船队。不料张兴世使出来的又是虚招，他早暗中派部下黄道标率70条船先前往钱溪扎寨，自己留在景江浦牵制追兵。等到此日钱溪的水寨初成，张兴世立刻命令全军疾进，胡灵秀这时候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张兴世的船队从容开进钱溪水寨。这一连串虚虚实实的行动，堪称是“诡谋”的标准范本。
四月十五日，刘胡得到胡灵秀的报告后，亲自率领水、陆二十六支军围攻钱溪。张兴世的部下纷纷请求出战，张兴世对他们说：“敌人距离我们还远，气势很盛，弓矢也必然密集。等到他们骤既力尽，由盛转衰的时候，我们再出击不迟，这就是曹刿之所以破齐的缘故。”钱溪岸窄水急，而且旋涡特别多，刘胡的水军靠近张兴世的水寨时恰好遇见旋涡，全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张兴世看准时机，果断命令寿寂之、任农夫出击，建康水军占据上游，高屋建瓴，有如离弦之箭飞插寻阳水军阵中。本来就一片混乱的寻阳水军突遭猛攻，都纷纷向后退去，江面水窄船多，一下子就演变成了大溃退的态势，与陆上步兵又失去协同。张兴世乘胜追击，杀死杀伤敌人几百人，刘胡不得以收拾残兵而回。
钱溪大胜，令张兴世站稳了脚，但是敌人的绝对数量仍旧远远在他兵力之上。这一点，不仅张兴世深知，驻扎赭圻的刘休仁与沈攸之也了解。刘休仁得知张兴世的水寨还不坚固，惟恐这支部队压力过大，决定向寻阳军主力发起攻击，以牵制敌人对钱溪的围攻。
事实证明，刘休仁此次攻势非常及时。刘胡本来已经调动了步兵两万，骑兵一千再次进袭张兴世，结果驻扎浓湖的袁稷遭遇沈攸之与吴喜的攻击，急忙派人向刘胡求援。刘胡不得以中止围攻钱溪，扭头赶去救援浓湖，张兴世趁这个间隙，将水寨抢筑完成。刘胡赶到浓湖后，开始散布谣言，说钱溪的建康水军已经全数被消灭。沈攸之开始大吃一惊，但仔细一想却很奇怪，假如张兴世被消灭的话，七千人中怎么也该有人逃回来才对，于是下令全军不得妄动。很快张兴世就传来钱溪大捷的消息，沈攸之把钱溪之战中割下来的寻阳军耳朵鼻子扔给浓湖守军，让对手大为震惶。
这一战后，刘胡再也不敢轻易调动大军进攻钱溪，张兴世的钱溪水寨日益坚固。日子一长，寻阳军浓湖前线补给日益缺乏，而上游的运输船队则被堵在钱溪以外，无法抵达大营，整个寻阳军的补给线被拦腰截断。这一枚钉进寻阳军死穴的钉子，让刘胡如梗在咽，张兴世的钱溪水寨简直成了寻阳军上下的一个噩梦。
面对日益严重的补给危机，刘胡不得不带领400条战船第三度围攻钱溪。结果刚开进到鹊头，他便托称身体有病，停止不前。他告诉长史王念书：“我从年轻时候就习惯陆战，从来没参加过水战。陆战经常是几万人一起搏杀，而水战我却只能站在一条能载30人的船上指挥，而且每条船都各自为战，互不相关，我无法指挥。”
于是，他拨出300条船给部下陈庆，叫他继续进击，并且叮嘱他千万不要与张兴世接战，还假意轻松说：张兴世这人我知道，早晚他会自己逃走的。“有其帅必有其将”，陈庆向前蹭到了梅根，也停下不动。刘胡将剩下的100条船分配给另外一名部下王起。王起不知轻重，轻率攻击钱溪，结果刚靠近水寨，张兴世便先声夺人主动出击，王起军立刻被拦腰截为数段，几乎全军覆没。刘胡听到这消息后，立刻退回了浓湖。第三次围攻钱溪的攻势就这么无疾而终了。建康军的旗帜，始终飘扬在钱溪上空。
尽管张兴世接连大胜，但整个局势仍旧严峻。他的下游是浓湖、鹊尾的寻阳军主力，旁边是鹊头守军，上游又驻扎着大雷、南陵等地军队。张兴世可以说是以7000人不到的兵力，立足于敌人的十几万人重重包围之中。进据钱溪是在寻阳军中虎口拔牙，如今牙已经拔下来了，至于是否能够全身而退，无论是他还是远在赭圻的刘休仁、沈攸之、吴喜，心里都没有完全的自信。
这个时候全国各方势力都紧张地关注着浓湖局势，而浓湖、鹊尾的双方，则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钱溪！张兴世的钱溪水寨存亡，将决定两个政权的成败，以及整个刘宋王朝的命运。这时候的张兴世，是整个江南的焦点。
钱溪屡攻不下，粮道被断，寻阳军大营里的存粮已经接近谷底。袁稷一再要求刘胡万夺回钱溪，刘胡无奈，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带1000步兵从陆路回到南陵，把那里的存粮装载上船后，自上游突破张兴世的水寨回到鹊尾。他觉得张兴世尚且可以从下游突破我军防线，我们难道不能从上游突破他的防线么。
可惜的是，经过数次大战，张兴世的名字已经在寻阳军上下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沈仲玉到南陵将30万斛粮草以及布匹军饷装载上船后，顺流而下，走到贵口就再也不敢前进了，只等着刘胡前来接应，所谓“强行突破，顺流直下”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张兴世看准时机，派寿寂之、任农夫率300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去贵口袭击沈仲玉。沈仲玉一见张兴世旗号，连敌人多少都顾不上观察，丢下船队仓皇逃回大营。建康军毫不客气地将剩下的物资带回钱溪。
寻阳军听到这个消息，全军上下都一片惊慌，补给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没有了补给，十几万大军非但毫无意义，反而成为巨大的累赘。当夜就有人叛逃去了建康军的阵营，甚至连刘胡本人都打算叛变。四月二十三日。建康军一部直攻刘胡军营，并且在其腹地扎下营寨。袁稷吓得大叫：“敌人已经进入我们的肝脏，我们还怎么能活命！”
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刘胡假意对袁稷说：我要再去攻击张兴世，顺便取回大雷的粮草。然后他带着两万人走到梅根，命南陵诸部烧毁大雷一带的城，接着连夜逃走。袁稷得知后，气的大骂，叫部下牵来自己的坐骑飞燕，说：我去亲自把他追回来。然后也逃离了浓湖。
两名主将的临阵脱逃，对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大营是最后的一个打击。未等建康军进攻，整个浓湖的寻阳大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等到次日刘休仁率军进到寻阳军军营里时，投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浓湖、鹊尾大战，就以如此略带喜剧色彩的结局落下了大幕。
寻阳军最终惨败收场
而此刻张兴世仍旧驻守在钱溪，一来防止敌人溯江而上潜逃，二来抵御上游敌军可能的偷袭。这时候，袁稷被他的部下薛伯珍所杀，薛伯珍贵带着他的首级来到钱溪投降，却被军主俞湛之杀死。俞湛之拿着两颗人头向张兴世请功。而另外一个主将刘胡，则在逃往石城的路上被部下杀死，首级落到了张兴世的弟弟张僧产手中。
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浓湖、鹊尾之战以建康军的大胜告终。张兴世无疑是这次大捷的第一功臣。从战役一打响，他闪击湖口二城，就打破两军对峙的僵局，令敌人姥山防线彻底崩溃；浓湖、鹊尾之战的后半段，两军再度对峙不动，张兴世以奇兵进据钱溪，再度打破僵局。自四月十二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五日，他以区区七千兵力，从容突破敌人重兵封锁，在寻阳军十几万人重围之下坚守十三天，击退敌人围攻三次，夺得钱粮无数，建康水寨始终屹立不倒，紧紧扼住寻阳军粮道，终令其不战自溃。
自古据险而守、以寡拒众的战例不是没有。三国时期满宠、曹仁以不满万人守樊城，抵御关羽围攻；唐代张巡以区区睢阳小城，顶住安禄山十几万大军数月；宋代王坚、张玉坚守钓鱼城，抵抗元军长达三十六年。不过这些战例，弱方多是取守势，事前有备，且有险可守，有主场之利。而张兴世则完全与之相反，主动出击，孤军深入敌腹客场作战，所据营寨都是仓促筑成，钱溪也谈不上什么天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兴世仍旧能创造出如此战绩，实在令人惊讶，足以让其进身南朝宋名将之列。沈约修史至此，感叹道：“兵固诡道，胜在用奇。当二帝争雄，天人之分未决，南北连兵，相厄而不得进者，半岁矣。盖乃赵壁拔帜之机，官渡熸师之日，至于鹊浦投戈，实兴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组，岂徒然哉！”
浓湖、鹊尾大战后，局势骤变，本来占尽优势的寻阳政权瞬间土崩溃瓦解，主使者邓禹被尚书张悦杀死，首级献去建康，沈攸之一路毫无阻碍地进入寻阳，将晋安王刘子勋拿住杀死，刘子勋那时才11岁。到了九月份，刘休仁亲自来到寻阳镇守，各将派去支援其他地方的平叛。张兴世与吴喜被派去讨伐荆州叛乱，还没进入荆州境内，荆州行事刘道宪就被当地土人拿住请降，没费多大力气就平定了。
在浓湖、鹊尾大战前，建康军处于绝对的劣势；浓湖、鹊尾大战后，建康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场战役，是平叛讨伐的分界线。可以这么说，全国平叛的关键在于南路讨伐；而东路的关键，在浓湖、鹊尾之战；浓湖、鹊尾之战的关键，在钱溪；钱溪的关键，则是在张兴世！钱溪就象是多米诺骰牌第一张倒下的牌，在南路乃至全国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五月，浓湖守军投降；六月，寻阳政权覆没，刘子勋被杀；九月，湘州刺史何惠文自尽；十月十三日，豫州刺史殷琰投降；十月末，北徐州刺史薛安都请降。席卷全国的动乱，在这样在一年之内完全消失了。如此大规模的叛乱，在历史上不乏例子，但朝廷一方能够在一年内力扭乾坤，将这等规模的叛乱悉数平定，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主席读对此曾经评道：“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做战，以寡对众，以弱对强……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张兴世在这场平叛中，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名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夕阳的残红
四方叛乱皆定，但是在对待最后一股反叛势力徐州刺史薛安都的处置上，明帝刘彧却决策失当，企图以武力逼迫他投降。结果薛安都权衡再三，终于投降北魏，从此淮北四州尽属北朝，南北界限开始南移，北朝逐渐占据优势，这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在薛安都投降北魏后，明帝大怒，派遣沈攸之与张永北伐，结果军粮被劫，又值冬季，被北魏军队杀的大败，伤亡多达万人，此年又再度北伐，再度惨败。在这两次北伐期间，张兴世率领船队沿海岸北上，配合沈攸之的军事行动。当听到宋军惨败的消息后，张兴世就退回建康，既无功劳，也无败绩。
鉴于张兴世的巨大功劳，早在浓湖、鹊尾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刘彧就下诏封赏诸将，诏书中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张兴世，他被封为作唐县侯、宁朔将军。但这只是开始，从这一年开始，在叛乱彻底平定后，张兴世升左军将军，为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为游击将军；十二月，假辅国将军，加节置佐；宋明帝泰始四年，迁太子右卫率，又以本官领骁骑将军，与左卫将军沈攸之参员置；宋明帝泰始五年，转左卫将军；宋明帝泰始六年，中领军刘勔当镇广陵，张兴世权兼领军。刘彧死后，他的儿子刘昱即位，登基后封张兴世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寻加宁蛮校尉。可以说是张兴世是一路青云。
在这时期《宋书》里记录了一件趣事。张兴世的父亲叫张仲子，因为张兴世的功劳而得到了“给事中”的职位。张兴世衣锦还乡后，欲拜祭祖坟，张仲子对他说：“你身边的侍卫太多了，会吓到先人的。”张兴世不敢违拗，于是让周围的人多减撤，然后才去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