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寓居山阳的呢？是不是如王戎所说寓居山阳20年呢？如果确如王戎所说，则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从嵇康被杀向前推20年，应是在正始四年，即243年，这一年，嵇康刚满20岁。

　　按照古礼，男子20岁是成婚的年龄。假如嵇康也是20岁时娶沛穆王女长乐亭主为妻，那么，按照常理，新婚燕尔的嵇康不会在结婚的第一年就携带妻子去寓居山阳的。根据《文章叙录》的记载，嵇康娶长乐亭主为妻，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做过一段时间的京官。虽然郎中和中散大夫皆是闲职，没有多少事可做，但不论是为了新婚妻子，还是碍于人情世故，嵇康都不可能立即携带妻子远走他乡。所以，正始四年，嵇康寓居山阳的可能性不大。

　　嵇康因娶长乐亭主而迁郎中，至拜中散大夫，按照古代的考绩制度，至少需要三年。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这么一层关系，到年限即可晋升，则嵇康任中散大夫是在正始七年。这一年，嵇康23岁，王戎刚13岁。王戎15岁时即正始九年与阮籍相识于京城，而王戎又自言与嵇康居20年，若15年取约数，则王戎与嵇康相识也应是在正始九年。若迟于正始九年，与嵇康相识不足15年，则就无法自圆其“与康居山阳二十年”的说法了。所以，前面的推论——王戎正始九年与嵇康相识——大抵是可信的。既然嵇康是正始九年与年仅15岁的王戎相识于京城，则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应最早应不早于正始九年，即公元248年。

　　竹林之游的主要参与者是阮籍、嵇康和山涛等人。而阮籍、山涛都是在正始八年辞官退隐的。嵇康和二人是好朋友，见阮籍“屏于田里”，山涛“隐身不交世务”，因而迁居山阳。所以，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应是正始九年，即与王戎相识的这一年。

　　魏明帝临终托孤，把齐王曹芳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曹芳即位后，曹爽和司马懿一直暗中较劲。曹爽结党营私，重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称疾归养，不与政事，实则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政治局势暗藏的玄机。正始八年，阮籍、山涛见当时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朝中处处显露杀机，遂相继辞官而去。《晋书·阮籍传》载：“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正始十年，曹爽被杀。此前一年多，他召阮籍出山，出任参军。阮籍却“以疾辞”，没有应曹爽之召，结果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山涛也是在这一年辞官隐居的。《晋书》本传载：“（山涛）为河南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山涛所说的太傅，就是司马懿。他看出司马懿归养是韬光养晦，料定朝廷将发生重大变故，就激流勇退，隐居起来。不久果然发生了曹爽一党被杀之事。

　　嵇康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见老朋友阮籍、山涛皆在正始八年先后辞官归隐，也辞官不做，去山阳当隐士，于情于理都是可能的。所以，把嵇康寓居山阳的时间上限定在正始九年，大抵是不错的。

　　嵇康为何选择山阳寓居呢？除了上面所说的为了远离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是山阳地近传说中的神仙所居之地苏门山，便于服食养生。嵇康性喜养生之术。他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晋书》本传）他曾著《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二文，阐述养生的道理。他认为，神仙不是寻常人物所能学得到的，所以常人也就不可能长生不死，但是，如果注重养生，则千年可期。他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嵇康所说的导养之理，就是“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生存”。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
　　如果在京城像正始名士何晏等人那样服食养生，固然未尝不可。可是，京城是政治斗争的旋涡，是非丛生之地，在这里很难真正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所以，嵇康就选择了地近苏门山的山阳。这里距京城也就是两天的路程，距传说中的神仙栖身之地苏门山也不远。在当时的传说中，苏门山经常有世外高人出没。最为有名者是孙登和王烈。

　　寓居苏门山后，嵇康时常外出采药，有幸遇到了孙登和王烈这样两个世外高人。《晋书》本传述其奇遇云：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嵇康喜爱服食养生之事，需要入山采药。他的寓居地距高人雅士出没的苏门山仅八十里。嵇康常常从山阳出发，到苏门山采药，因而才有遇隐士孙登、王烈之事。他遇见孙登，与之游处，却终日不得其一语。直到临分别时，孙登才说了一句：“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其能免乎”一语过于直露，且有预言嵇康不能免于难的意思。《世说新语·棲逸篇》所载孙登对嵇康语与此有异。孙登云：“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比较而言，后者较为含蓄，更接近事实。

　　二是嵇康的好友山涛、向秀皆是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嵇康和向秀是好朋友，刚刚寓居山阳时，因家中贫寒，“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下，以自赡给”。（《晋书》本传）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他和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从这段序文来看，嵇康的另一位至交吕安，后来也应移居河内。三人的住所，相去都不太远。至于嵇康与山涛的关系，则是一向很好。虽然因山涛举荐他为吏部郎，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人闹得很不愉快。但嵇康对他这位老朋友还是很信任，临死时嘱咐其子嵇绍说：“有山公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把山涛看作是可以托孤之人。向秀、山涛的家乡怀县，与山阳很近，用向秀的话说是“居止接近”。寓居山阳，和山涛、向秀的家乡不远，嵇康就可以经常和老朋友相聚了。

　　嵇康寓居山阳的另一不可与人道的原因，恐怕与汉献帝贬为山阳公、居山阳浊鹿城有一定的关系。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汉献帝徙居山阳浊鹿城，居山阳15年，魏明帝青龙二年（234）死于山阳，以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今河南修武县北25里）。

　　汉献帝死时，嵇康刚满10岁。在古人的观念中，帝王就是天子，是很神秘的人物。对于汉献帝这位前朝逊位帝王，嵇康虽无缘谋面，却听到不少传闻。尤其是居于京城、做了京官之后，嵇康具备了探究汉献帝这一神秘人物的基本条件。再加上正始八年司马懿称病在家，朝政变数极大，阮籍、山涛等有识之士已先后辞官归隐，嵇康不想留在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而想借机去探究一下汉献帝这个神秘人物，于是就选择了山阳。这虽属推测之词，但想必亦距实情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