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黄巢的农民军
　　唐朝的时候，许多官僚士大夫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附近，修筑了很多私人的别墅，供他们享乐。当过宰相的李德裕在洛阳附近建造的“平泉庄”，就是有名的一个。唐末黄巢起义之后，这些园林别墅，大部分受到了破坏，“平泉庄”也不例外。“平泉庄”有一块有名的怪石叫“醒酒石”，后唐时散落在洛阳监军的手中，李德裕的后人听到这个情况，就转托当时的河南尹张全义，请他转告这位监军，希望他将“醒酒石”还给李氏后人。这位监军不但不还，反而愤怒斥责说：“黄巢起义后，各家的园林别墅都受到破坏，没有哪一家的园林完好，难道只有‘平泉庄’有怪石吗？”这位监军借“醒酒石”，还大骂了一顿黄巢起义。这下可得罪了张全义，他找了个别的借口，不久就把这位监军打死了。
　　张全义为什么听到监军骂黄巢起义，就很愤怒，要借机杀掉这个监军呢？因为张全义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军，而且得到过黄巢的重用，到黄巢起义失败后，他才投降了唐朝的。这时他虽然已担任后唐的河南尹，受到后唐皇帝的重用，但他对黄巢起义仍有感情，所以听到别人污蔑黄巢起义，他仍然愤慨不已，而借故把污蔑者杀了。

　　张全义生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原名张居言，祖辈都是贫苦农民。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县衙门当过仆役，县令常常借故污辱他，所以他对封建统治者从小就怀着仇恨。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也是濮州人，他率领农民发动起义之后，很快就攻陷了濮州。由于张全义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他很早就参加了王仙芝的起义队伍，王仙芝牺牲以后，他又跟随黄巢转战各地，屡立战功。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攻下唐朝的首都长安后，就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张全义被黄巢任命为吏部尚书兼水运使。
　　吏部尚书是管理官吏的任命和考核的。大齐政权建立后，就把唐朝三品以上的大官全部罢免了，四品以下的根据不同情况任用了一部分。一部分唐朝的显贵，因不肯按照大齐政权的命令去“投名衔”，向农民政权报到，就将他们搜获后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于接受了大齐政权的任命，但暗地里又与唐朝残余势力勾结，企图从内部破坏农民政权的人，如检校左仆射张直方等，也都给了严肃的处理。这些区别对待唐朝官吏的政策措施，虽然都是黄巢制定的，但作为吏部尚书的张全义，肯定是主要的支持和执行者。
　　水运使是张全义兼任的职务。这个职务在当时非常重要，它主要是负责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从唐朝建都长安以后，其粮食供应主要不能依靠关中地区解决，而是通过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满足首都百万人口的需要。黄巢占领长安之后，由于起义军一直在进行流动作战，南方占领的城市和地区得而复失，只是孤零零地占领了长安和附近的一些地区，而长安的四周仍在唐军和藩镇势力的手中，所以解决粮食供应就成了大问题。黄巢让张全义兼水运使的职务，就是让他负责解决粮食这个大问题。由于关中地区经过战乱，农业生产已经受到破坏，再加上围攻长安的唐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虽然起义军在长安进行“淘物”，搜查没收了官僚地主收藏的大批粮食，但在客观条件上，张全义是无法长期解决长安百万起义大军的粮食供应的。所以，起义军在长安虽然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但粮食问题却越来越困难，后来长安城中的米价涨到一斗三十缗(一缗合一千钱)，可见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分析，长安城中的粮荒问题，主要不是兼任水运使的张全义，因为工作失职造成的，而是他根本无法克服当时的客观困难的结果。
在军阀混战中求生存
　　黄巢起义失败后，张全义投降了唐朝的河阳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诸葛爽，因为屡有战功，得到诸葛爽的信任，被推举为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诸葛爽死后，其部下分裂，互相攻战。李罕之与刘经争夺洛阳，刘经失利，就派自认为信得过的部下张全义去抵抗李罕之，但张全义看到李罕之的力量比刘经强大，反而背弃刘经，与李罕之结为同盟，反过来攻打刘经。可是因为刘经得到了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的支持，结果张全义被刘经所败。张全义只得收拾余众，与李罕之退据怀州(今河南沁阳县)，求救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李克用。李克用派兵协助李罕之进攻刘经，刘经和诸葛仲方战败，逃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这样，李罕之就借助李克用的力量，占据了原来诸葛爽的地盘，他为了感谢张全义对自己的支持，就推举张全义为河南尹。
　　李罕之是一个贪暴的军阀，他只知道到处打仗，四出掠夺，而不会组织百姓进行生产，所以军队的供应常常很困难。开始的时候，他和张全义的关系还好，所以张全义不断地支持他粮食和绢帛；后来他贪得无厌，不断地向张全义要粮要钱，如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就要笞责张全义的部下。他也很看不起张全义，常常当众骂张全义是“田舍翁”。张全义的部下对李罕之的不断勒索很不满，要求张全义不要再给他东西，满足他的索求了。但张全义总是安慰部下说：“李罕之是我们的上司，他要的东西，不能不给他。”他的部下认为张全义害怕李罕之，对他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张全义早就对李罕之不满，有背叛他的打算。但他在外表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一方面在军事上作积极的准备，以便伺机攻击李罕之；另一方面又对李罕之所求者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感到张全义还忠实于他，对之不加戒备。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率兵攻打晋、绛二州(今山西南部)，后方空虚，张全义认为与李罕之决裂的时刻已到，就连夜率兵攻占了河阳，驱逐了李罕之的势力，自己当了河阳节度使。
　　李罕之不甘心，就求救于李克用，但张全义也早已有准备，他已争取得到了另一个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军阀朱温的支持。所以当李克用支持李罕之的援兵到达围攻张全义时，朱温救援张全义的军队也开到，李克用被迫退兵。朱温对张全义的投诚也很高兴，但他没有让张全义当河阳节度使，而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丁会守河阳。朱温只给了张全义一个虚衔——检校司空，仍任命他为河南尹。张全义认为朱温在自己危急之时，出兵救了自己，所以很感激朱温的援助之恩，从此就依附了朱温，逐步成为朱温的亲信。
细心的治理洛阳一带
　　张全义从中和五年(885年)开始，一直到同光四年(926年)去世为止，虽然他在官职和爵位上步步高升，成为显赫一时的大臣，但在这四十多年中，他基本上一直兼任河南尹这个职务，而且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这个职务上。
　　河南尹管的是洛州(今河南洛阳一带)所属的十八个县。洛阳曾是唐朝的东都，不但是当时关东一带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而且附近一带经济繁荣，也是唐朝商业贸易的一大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乱以后，洛阳一带就成为军阀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几经兵乱，当张全义到洛阳时，洛阳城已经完全焚毁，附近各县也都荒废，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成为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所以张全义经营洛阳，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张全义到洛阳的时候，只有部下一百多人。他在洛阳城里也只找到一百多户百姓。他在一百多部属中，各选了十八个屯将、屯副和屯判官，三人为一组，每组给旗一面，榜文一道，要他们分别到洛阳所属的十八个县中，招来农户，组织农民开荒种地。对于招来种田的流民，给于优厚的待遇，不课重刑，不收租税，农闲时组织他们练兵习武，以增强军事实力。这样经过数年的经营，每个县大者招来的流民达到六、七千户，小者也有二、三干户。不但初步恢复了生产，而且还组织起二万多人的民兵，使张全义成为一支不小的力量。
　　为了鼓励发展生产，张全义不但拿粮食换来耕牛，组织部下开荒种地，且耕且战；而且每当开耕的时候，他都要带上酒食，亲自到田间鼓励和慰劳部下。对于勤劳肯干、生产收获较好的农民，他听到后，总要亲自加以慰问，不但送给他们酒食茶彩，而且还送给男人布裤，女人则送给当时流行的青色裙衫。他还要亲自看一看他们新收割的麦子和蚕茧，看着这些农产品，他总是喜笑颜开，非常高兴。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好看的歌妓，也难见笑容；唯独见了好麦子和好蚕丝，就眉开眼笑了。”这说明，贫苦农民出身的张全义，这时虽然已经身为封建王侯，但他对农家的欢乐还是有体会的。
　　张全义还经常到农村，了解农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他视察秋庄稼的时候，见田里耕作精细，没有杂草者，就下马和自己的随行人员仔细观看，并召来田主加以慰问和鼓励，还常常送给他们衣物。如果碰到田里杂草丛生，耕作不精细者，就要把田主召来，并当着众人的面指责他田地种的不好，要他今后好好种田，不得偷懒。有一次他碰到一块苗荒了的土地，把田主叫来问其原因时，田主说是因为缺少耕牛和劳力所致。张全义就把附近的农民找来，责问他们：“这个人缺少劳力和耕牛，使田都荒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也觉得不帮助不对，就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尽力帮助。从此以后，张全义就提倡农民之间要互助，洛阳一带的百姓，帮助缺耕牛劳力少的人耕种，慢慢成了一个传统。
　　由于张全义在洛阳一带善于招抚军民，劝耕务农，所以从唐末至五代那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在洛阳一带农业生产却有所恢复，人民生活也相对地安定和有所提高。这里的农户很快就达到了五、六万户，流亡的农民也纷纷归来，遇到水旱灾，百姓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不用再四处逃亡了。张全义正是利用这一经济力量，才逐渐恢复了洛阳的生气，附近的县也开始建置了府署，在政治上恢复了封建的统治。
曲事各个军阀和皇帝
　　张全义从一个贫苦农民，参加农民起义之后在大齐政权当到吏部尚书，农民起义失败后投降唐朝，先后在唐、后梁、后唐三个朝代中，奉侍过八个皇帝。当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残杀，不但官位难保；性命也如同儿戏的时代。张全义却能左右逢源，在战争隙缝中保住了洛阳一带的相对稳定；而且在改朝换代频繁，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残酷杀害中，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官位亨通，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这样的高官，后来还被封为王，食邑一万三千户。他所以能在战乱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地盘，自有他的一套委曲求全的办法。
　　唐朝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朱温和李克用两大军阀势力，他们之间在不断地进行政杀。张全义处在这两大势力的结合点上，他一开始想站在李克用一方，但后来因为与李罕之发生了冲突，而李罕之又得到李克用的支持，因而又依附了朱温。朱温虽然表面上给张全义加官进爵，好象很信任他，而实际上对他却存有戒心。当朱温把唐昭宗挟持至洛阳，准备篡夺唐朝的帝位时，因为洛阳一带一直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怕张全义利用其在洛阳的势力反对他篡位，就改命韦震为河南尹，而给了张全义一个中书令、东平王的虚名。张全义很了解朱温的苦心，他一再表让推辞，避其权位，以求得朱温的谅解。朱温在篡唐自立为帝的过程中，张全义又用财力全面给以支持，所以朱温当了皇帝后，不但封张全义为魏王，而且又让他兼任了河南尹。
　　朱温晚年由于不放心手握重兵的功臣，所以借机多加诛戮。张全义也是他想杀害的对象之一。张全义看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不但拿出家财，捐献铠马，全力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父子的战争，而且让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委曲伸理，为其辩解。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当面厉声质问朱温说：“张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头，三十年来他在洛阳四周开荒种地，征取赋税，支持你打下了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你还对他猜疑不放心，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质问，使朱温哑口无言，只得笑着说：“我对他没有坏心，老婆子你不要多说了。”朱温为了表示对张全义的信任，还叫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为妻。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消灭了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政权后，张全义因为一贯资助朱温与李克用为敌，所以李存勖打算把他全家都杀掉。张全义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又行赂打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献马千匹，上表请罪，很快就得到了李存勖的谅解。他还趁梁末帝曾想到洛阳祀天，但未去成，准备的法物具存的机会，向李存勖表示，请他到洛阳行郊祀之礼，一切礼器按物由他准备。这样就又取得了李存勖的欢心，不但没有降职处分他，反而仍任命他为中书令、河南尹，封他为齐王。张全义行赂买通了刘皇后后，极力拉拢奉承她，深得刘皇后的喜爱。刘皇后自幼失去父母，这时要认张全义为义父，张全义当然求之不得。这样，他又作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岳父，自然又巩固了他的地位。
人格十分低下的名臣
　　张全义虽然在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中．为恢复和稳定洛阳一带的生产和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为此而曲事各个军阀和皇帝，也干了一些有损人格的卑下事情。其中最为大家所不齿的是由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朱温的事。
　　朱温在私生活上非常荒淫无耻，他不但要其儿媳入侍，而且到了大臣家里，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人家陪他。有一年秋天很热，他到张全义家住了几天，要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都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看不过，愤而要杀朱温。他制止其儿子说：“朱温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想怎么就让他怎么吧，切不可作出忘恩负义的事来。”他为了报各朱温，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这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也是极为卑下的人格。
　　张全义在治理洛阳一带四十年中，由于他不懂刑律，凭感情判案，也造了不少冤案。他审案，不管是非曲直．认为先诉者就有理，后诉者就理亏，所以先诉者常得胜。一些不法之徒，常常是恶人先告状，这样反而使受害者经常吃官司。这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非议。
　　河南令罗贯，是他的属官，为人很正直，不善于奉承张全义．因而得罪了他。张全义就借自己与刘皇后的关系．污陷罗贯：使他冤死杖下。当时朝野都认为这是张全义假公济私，进行报复．使一个正派的官吏屈死。
　　张全义晚年，见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在发展，就竭力巴结他，想为自己的子孙造福。这时爆发了赵在礼为首的魏州(今河北本名县)兵变，李存勖进讨无功，张全义就极力推荐李嗣源率兵去镇压。这样李嗣源就可以取得战功，树立威信，他也因而可以得利。想不到李嗣源一出师，不但没有去镇压魏州兵变，反而与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叛李存勖。因为李嗣源的出兵是张全义极力推荐的，他的叛变，张全义怕引起李存勖对自己的报复，所以非常害怕。这时他已是七十五岁(926年)的高龄，本来已卧病不起，这一惊怕，使他吃不下饭去，因而很快就病饿而死。其实，他的忧惧是多余的．因为李存勖很快就被部下所杀，李嗣源入洛阳即称帝，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当了皇帝后，虽然张全义已经死了，但他还是很感谢张全义推荐自己率兵出师，因而才有可能发动兵变，当上丁皇帝。所以他追赠张全义为太师，赐给他一个“忠肃”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