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有一个著名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为时不长，不过半年，但雷厉风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推行永贞革新的政治集团是“二王八司马”，他们的核心人物和实际领袖是王叔文。
侍读东宫 志同道合
　　王叔文，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他还下得一手好棋，这大概与他胸怀谋略有关。约在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太子叫李诵，是德宗的长子，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立为皇太子。王叔文“待诏禁中，一共十八年”。与他同时在东宫侍读的，有翰林待诏王丕。王丕，杭州人善于书法，为太子侍书。二王都是太子老师，和太子朝夕相处。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朝廷上，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帜都相继贬逐出京。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连年不断。国家又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百出。因此，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深刻。李诵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但这显然与受了王叔文的影响有关。王叔文一向就有“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的意志。他比李诵也不过大八岁，入宫之初年仅二、三十岁。君臣既志同道合，又都是血气正盛的青壮年，自然相处不错，很谈得来。王叔文经常一有机会，就与李诵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

　　一次，李诵在东宫与诸太子侍读讲论政道，谈到了宫市的弊害。宫市是一种虐政。德宗派令宦官当宫市使，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派出在外，专在市上采买，实际付价很少，十不偿一，还有的根本不付钱，完全是白日抢夺。老百姓受害很大。白居易有首《卖炭翁》的诗，就是专门讽刺、揭露宫市的。它真实地描述宦官白日行劫，说他们“手持文书口称敕”，将一个卖炭老人辛辛苦苦烧成的一车千余斤的炭夺了去。百姓们很痛恨宫市，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在宦官行劫时，奋而反抗，打击他们。谏臣们也交替上疏，请求废除宫市。德宗原是宫市的窝主，哪里肯采纳!在这次东宫议论宫市时，李诵一时激愤，表示说：“我见了皇上，当极力劝谏。”侍读们众口称赞，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无言，不表态。
　　李诵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叫王叔文留下，问他：“刚才先生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李诵闻言大吃一惊。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常轻举妄动，这些，作为儿子的李诵自然不会一点不知。李诵晓得王叔文看得远，想得深，是为他的前途考虑，感泣说：“如果没有先生，寡人怎会知道其中的利害。”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王叔文对太子议兴议革，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李诵对王叔文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即位后能够委政给王叔文，成为永贞革新的权力支柱和总后台。
密结人才 决策翰林
　　王叔文确有深谋远虑，他要为革新政治作长远打算。密结人才，组织革新集团，是王叔文为永贞革新所作的主要准备。这是为了使李诵一接皇帝位就可立即使用，迅速推行革新。因此李诵也热心为王叔文援结朝士。翰林学士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三十几岁就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德宗对他特别宠幸，与他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成，德宗又命李诵赐韦执谊缣(双丝的细绢)帛，以为酬劳。韦执谊到东宫拜谢，李诵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伟才。”于是韦执谊与王叔文密切相交。
　　除了韦执谊，王叔文还密结了许多有名的朝士，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哗、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他们和王叔文，日与相处，定为死交。王叔文把这些密友推荐给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相善的六七官员偕同前去祝贺。有人告诉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事。于是韦执谊在受德宗召见时，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得确有其事，就把张正一等六七人全都远贬外官。这两件事，说明贞元末，王叔文等已集结东宫，形成势力，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但王叔文等不是一个游宴无度的腐化集团，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标，这就是“共立仁义，辅佐教化”。具体说来，是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和暴敛苛政。他们代表的是庶族地主的利益，也考虑了民众的疾苦。这个政治集团中，都各有所长。柳、刘两人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连否定永贞革新的《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都称他们为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称他们有“高才绝学”。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刘禹锡，字梦得，鼓城(今江苏徐州)人。两人都在贞元九年(793年)登进士第，贞元末都官为监察御史。陆质，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是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官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晃族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凌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可见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人才集团。
　　这个集团集于东宫，李诵自然是它的领袖。但李诵最依重王叔文、王丕。王叔文于众人中则尤看重刘、柳，说刘禹锡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可大用，常与他两人共谋议，可见刘、柳两人在这个革新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所以后来他们当政推行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当中有八人被贬官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个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王安石《读柳宗元传》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
　　但是二王中，王丕才不如王叔文。革新派众人都惊奇王叔文的才能，认为他居禁中，宏谋定命，有扶助治理的功绩，就是旁人也相信王叔文为“奇才”。因此，革新派很自然地以王叔文为核心。王叔文是这个人才集团的实际领袖。
永贞革新 王韦交恶
　　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正当“二王刘柳”集团在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口不能言。这差一点使他不能继承皇位，并给后来永贞革新的短命种下了病根。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初一，皇亲国戚都按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卧病未来，德宗不由涕泣悲叹，因此得病不起。
　　二十三日，德宗崩。宦官专权横行是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害。李诵对此早有认识，在做太子的二十年中从来没给专权的宦官好面孔看，而且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又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合，这些宦官集团心中不会不明白。因此，他们不召也是翰林待诏的王丕、王叔文，仓仓忙忙把翰林学士郑烟、卫次公召至金銮殿。在卫、郑两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又突如其来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宦官集团感到太子不好支配、控制，企图取消李诵的皇位继承权，另立新帝，以阻止“二王刘柳”集团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他们反对革新的第一次阴谋。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权势，都不敢作声。但李诵毕竟是德宗亲立的储君，另议他立，有背唐朝法制，是对先帝大不敬。卫次公虽非革新派成员，但他也已看出这样做不对头，急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细等马上附和，宦官集团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李诵晓得人情忧疑，穿了紫衣麻鞋，支撑着走出宫城北门九仙门，见诸军使，这才使人心粗安。第二天，在宣政殿宣布遗诏，李诵身着丧服见百官。二十六日，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顺宗。宫廷卫士起初还有怀疑，都踮起了脚，伸长了头颈张望，见没错，说：“是真太子。”欣喜而泣。
　　顺宗性宽仁却有决断，立即起用革新派。他礼重师傅，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顺宗因风症常居宫中，不能接触外廷，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他让王叔文坐守翰林决策，命王伍在牛、李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信息。百官奏事，通过牛、李转达给顺宗，顺宗阅后，经牛、李转王伍下翰林，由王叔文裁决可否；王叔文奏意，也由王丕入内，经李、牛，转相交给，告顺宗，再由同样途径下翰林，称诏，宣行中书。王叔文又荐引韦执谊为宰相，二月十一日，顺宗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使韦执谊在中书承宣执行，与内相沟通，配合呼应。同时，刘、柳等人专采听外事，谋议唱和。这个转相交通联结，实际上是以顺宗为权力来源，以王叔文为决策中枢的革新派的指挥中心和对朝廷的控制系统。二十二日，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丕依前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丕也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内赞画谋”，指挥定夺，可见是永贞革新事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领袖。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相次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势力。王叔文在完成为革新所作的人事、组织和权力系统上的准备后，迅即着手内政改革。
　　在改革中，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就在他受命翰林学士的当天，就惩办大贵族大贪官李实。李实是皇族，袭封道王，是个贪残无比的奸人。李实在做节度判官时，克扣军饷，引起军士怨叛，要杀死他，他连夜缒城，仓皇出逃。贞元末，官京兆尹，为政猛暴，不顾文法。关中大旱，德宗还想到准备减税，可李实谎报谷田长得很好，违诏强征，逼得百姓拆屋卖苗，苦不堪言。顺宗即位之初，李实仍恃贵不知收敛，在府中，活活打死了十多人。京畿一带，不分贵贱，都对他痛恨切骨。王叔文毫不留情，拔了这颗钉子，撤了李实的京兆尹，贬为通州长史。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从惩办李实这件事可以看出；永贞革新一开始，就显示了雷厉风行的风格和气势。
　　时隔不过两天，在二十四日，又紧接着连办了五件事：一、废除宫市：二、废除五坊小儿；三、禁征乳母；四、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五、免除百姓历年积欠逃避的课税租赋，永贞革新计诏免五十二万六干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等。
　　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同是暴虐之政。五坊是指宣徽院的鹇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在五坊服务的差役，也叫“小使”，都是宦官充任。五坊小儿在长安城内外各处纵犬飞禽，为皇帝张网捕雀，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小不如意，就把岁网盖罩住百姓家门及水井上，不让人出入打水，一直要闹到争着钱才罢休。他们常群聚在酒食店乱吃乱喝，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奸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阉才把蛇筐带走。奉使出外的宦官，还常在路上抢马，搞得不分穷富，都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王叔文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人心大悦。贞元时，宫里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购选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永贞革新禁征乳母，为百姓除了一害。
　　额外进奉，主要是地方上的“月进”、“日进”钱。为了讨好皇帝，节度使都在常贡外再“进奉”钱。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到后来，州刺史、幕僚也转相仿效，竞向皇帝进奉。这些“进奉”自然都出在人民头上。王叔文悉罢进奉。，应当说多少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接着在二十五日，又罢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代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的所谓“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还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的被废除，于国于民两有利。
　　三月初，释放宫女三百人；释放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居住的地方。)教坊女乐六百余人，还通知家属在九仙门迎接。百姓家人团聚，欢呼万岁。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视为德政。
　　同月，追调前宰相陆帜、前谏议大夫阳城等大臣回京听用。这些大臣多因正直敢言，触怒了皇帝，而被贬逐到外地。德宗自贞元十年(794年)起，长期不下赦令，不再叙用被贬逐的大臣。但他们大多很有名德才望，调他们回京，深得人心，百姓相聚欢呼。可惜陆帜、阳城还没有听到追调诏书，就死在贬所了，士君子都为之叹惜。
　　在实际不到二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就革除了这么多的虐政、弊政，做了九件好事，可见永贞革新办事之快，效率之高，由此也可见王叔文改革之坚决，胆魄之大。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王叔文继续与革新集团成员们共同谋议，部署从以下三个方面将革新推向深入。
　　第一，集中财权。就在三月，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李兼领的盐铁转运使，明是升职，实是削他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接着在两天之后，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旧唐书·顺帝本纪》说，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按《刘禹锡传》说，禁中文诰，都出自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说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他掌握财政及盐铁利权的目的，可以从顺宗《授杜佑诸道盐铁使制》中透视出。按此《制》所说，是为了制约方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政治，实施使百姓安富，平均赋税，助成富庶之教。王叔文后来又转户部侍郎，仍领度支、盐铁副使，看来，他是准备大干一场的。
　　第二，裁抑藩镇。解除李铸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原就包涵着裁抑藩镇的意义。王叔文反对封建割据，痛恨藩镇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予以坚决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吓得刘辟狼狈而逃。这件事也反映了王叔文及永贞革新具有不妥协的精神。
　　第三，谋夺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专权集团的重要部署。宦官专权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集团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在于直接掌握了十五万神策军，又在地方军中担任监军，也就是手中有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专权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对此，王叔文等自必深知。
　　五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二天后，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以专兵柄，也就是要由革新派来掌握兵权。起初，宦官们没想到这是夺他们的兵权。过了二十天，边关诸将各以文报告原掌神策军的中尉，说他们已归属范希朝统领，这才恍然醒悟兵权被夺。他们想出对策，密令诸将抵制，于是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失败。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日的祸患”。
　　本来，如果这三大部署都能破除阻力，进行下去，那末永贞革新完全可能成功。可惜，不仅谋夺宦官兵权受阻，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革新派内部又出了事，终于使永贞革新折进了失败的道路。
　　革新派出的事，出在领导层，是王叔文与韦执谊交恶。
　　先是，革新派内部相互之间，胸襟坦荡，日夜群聚，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计议政事；韦执谊则不负王叔文首引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在翰林决策，一在中书承行，内外配合得很好，这才使革新派迅速做出了不少成绩。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后来，王叔文与韦执谊渐渐意见不合，产生愈来愈大的裂痕。当时，位居中书的宰相还有高郢、郑殉瑜、贾耽等人，他们都是永贞革新的反对派，后来有的退职，有的躺倒不干，以示抗议、不合作。韦执谊身处其中，吃不住压力，又怕人说他这个宰相是靠王叔文才当的，就渐渐与王叔文等的意见歧异，表示与王叔文有矛盾。侍御史窦群曾上奏，攻击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又上门找王叔文，恶言威胁，叫他不要落个李实的下场。王叔文等商议。决定罢窦群的官。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加以阻止。王叔文要杀刘辟，又遭韦执谊的竭力反对。宣歙巡官羊士谔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他的头，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王叔文只好再改为贬羊士谔的官。韦执谊时时标歧立异，却又暗中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王叔文大怒，因此对韦执谊大为深恶痛疾，一发不可止，终于结成仇怨，使得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为此感到忧怕。王、韦交恶，实际上是永贞革新的指挥中心、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出了故障，开始内外脱节，运转失灵。
出师未捷 贬死渝州
　　于是，反对革新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乘隙而入，加紧破坏，大肆反扑。
　　既然永贞革新的矛头针对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自必要遭到他们的反对和破坏。他们知道革新派的后台是顺宗，决策人物是王叔文。因此始终把这君臣两人选定为主要目标，伺机开刀。对永贞革新威胁最大的是宦官集团；他们的首领是俱文珍、刘光琦等大宦官。宦官集团不仅掌握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易于搞阴谋，在阻止顺宗即位的阴谋失败后，一直没停止过。他们组织力量，联络藩镇割据势力，极力拉拢广陵王李纯，谋划用李纯取代顺宗。机会终于来了，顺宗的病愈来愈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御殿，不能与大臣奏对，仅让群臣瞻望而已。这是革新派控制系统和指挥中心的权力支柱、来源出了毛病；顺宗也难免落入宦官集团的包围。朝廷内外对顺宗的病都很担忧，怕顺宗突然死去，国家陷入混乱，想早立太子。这股情势很快被宦官集团利用了去。三月末，俱文珍、刘光琦等召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四月，在宣政殿，正式立李纯为皇太子。当时，只有王叔文已经看清这是取代顺宗阴谋的第一步？面有忧色，但苦于一言难尽，无法揭露，只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发泄忧愤．欷欺泣下。
　　果然不出王叔文所料．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仗着是韦执谊的岳丈．就迫不及待地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太子监国，也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这事关系重大，韦执谊这时与王叔文还未交恶？没有上这个当。可是，不久，两人交恶。韦皋是藩镇势力中反对革新的主要代表，自从兼领三川的无理要求被王叔文拒绝后．一直在伺机报复；当他侦知王、韦交恶后，马上上表，奏请顺宗休息，让太子监国理政：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恣意攻击顺宗用人不当．王叔文、王伍等人是“群小得志”，搞乱纪纲，要求李纯“斥逐群小”。紧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表和信，频频向顺宗施加压力。时在永贞元年六月。
　　与此同时，宦官集团阴谋除去王叔文。原来．以王叔文为卢部侍郎的制书，除了仍依前充度支、盐铁副使外，还保留翰林学士的职务。可是宦官利用控制宫廷包括顺宗的特殊权力．在制书上削去了翰林学士的职务。这是极凶恶的一着。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他觉得大势将去，革新前途岌岌可危。但并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丕代他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也就是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日，谋夺宦官兵权受阻？又碰上了王叔文的母亲病危，眼看丁忧(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去职已不可免。至此，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有股坚韧劲，仍不放弃最后努力。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共饮。席上，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近年尽心戮力，不避危难，兴利除害，都是为了国家。一旦离去职位，各种诽谤一定会交错而来，到那时谁肯说一句公正话？”结果，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永贞革新的指挥中心和控制系统事实上已经瓦解，停止了运转。
　　紧接着，革新派领导层矛盾加剧，韦执谊愈加不执行王叔文所定的谋略，把革新派激怒得要杀掉他，“二王刘柳”集团公开分裂。王丕一个人在翰林院中，每天找宦官上疏，作了些努力，都没有结果。不久，王丕中风，失去了活动能力。于是宦官集团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七月二十九日，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交给太子治理。八月初四日，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自称太上皇。初五日，徙居兴庆宫，改元永贞，并令九日正式立太子为皇帝。可是还没等到李纯正式即位，宦官专权集权就对革新派进行了全面清算。六日，贬王任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九日，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丕不久就死在贬所。永贞革新在激烈的斗争中失败了。
　　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赐王叔文死。就这样，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考虑万机兴革的一代革新家，默默地被贬死在渝州(今四川重庆)这个长江边上的山城里，时年仅五十四岁。
　　王叔文的活动与永贞革新是联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永贞革新颇多善政，一定程度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进步的。永贞革新功不可没，王叔文同样功不可没。在中国历史上，王叔文与永贞革新一起，永远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