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人，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商鞅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商鞅变法”。
　　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了。
离魏相秦 舌战群臣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挫手下做小官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挫的重视。在公孙挫临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孙挫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谁能想出好办法使秦国强盛，就让他做高官，还封给他土地。”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作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默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
　　通过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振失败了，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不畏权贵 变法革新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收复失地 受封于商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印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印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印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挫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挫的话。”
　　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
五马分尸 悲赴黄泉
　　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在商鞅相秦十年之后，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贵族集团去见商鞅。开始时，赵良劝说商鞅让位，后来又劝商鞅取消残酷的刑罚，最后威胁商鞅，说他不遵守旧制，早晚要失败的。他还凶狠地说：“孝公一旦死后，秦国想收拾你的人难道还少吗？你的末日快到了!”商鞅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独断专行，因而同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发生利害冲突，积怨甚多。商鞅对于这种处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门，都要有武装卫士的保卫。后来，秦孝公病重，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国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惠文王以残酷的刑法“车裂”，把商鞅处死。
　　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杀死商鞅，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因此，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并未停止，封建制继续发展，并不断地得到加强。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旧的制度，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的势力和旧的习俗，积极投身于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之中，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胜利，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其政不息 称雄列国
　　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在主观上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商鞅有创新的精神。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其次，商鞅的斗争精神。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但是，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商鞅，把人民视为群氓，鼓吹愚民政策。同时，他也是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来维护封建的统治政权。如“连坐”法是相当残酷的，它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怨声四起。许多史书也都说，商鞅变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刑法越来越多，人民敢怒不敢言。
　　但是，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在历史上的贡献。商鞅变法之后，使秦国富强起来，并为一百多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为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商鞅的历史功绩，不应以个人品德上的残苛来贬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