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约生于周定王介十九年(前450年)，卒于周安王骄十二年(前390年)，又名李克，魏文侯时曾为上地之守。上地，秦国灭魏后改为上郡，地处今陕西省北部的黄河以西一带，芷是战国时期魏秦两国交界地区。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十六年(前431年)、十七年(前430年)、二十四年(前423年)，魏秦两国在这里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守，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地方的最高军事统帅。李悝在担任上地守期间，有施展其军事才能的条件，他鼓励人民习射以便防御秦人之侵袭，令人民因民事纠纷而兴讼者，都以射箭来解决。射中者胜，不中者败。由于他有这一奇特的规定，于是上地人人善射，后来并因此而大败秦人。

　　李悝是孔丘门徒子夏的学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了李克七篇。李悝曾相魏文侯及武侯，使国富兵强，为战国初期有数的政治家之一，是一个由儒家转为法家的人，严格说他是法家的始祖。他在相魏期间，对魏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魏国主持的变法，开各国变法之先声。总观他一生的业绩，可称得上我国封建社会的名臣贤相。但使人感叹的是，正如郭沫若所说：“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司马迁的《史记》却不为之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出处我们不能知其详了”。
　　李悝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初期。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由于新建立的封建政权，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确保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国初期各个国家纷纷掀起变法运动。而李悝是这一时期第一个进行变法的人。
以尽地利 平籴政策
　　李悝认为统治者要想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必须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所以，他提出“尽地利”的主张。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尽地利必须首先调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积极性产生的前提，必须给农民一些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因此，李悝把国家掌握的一部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使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转为自耕农。而国家也因此得到什一之税(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扩大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税收。除此之外，李悝根据当时魏国的情况，还对全国的耕地和人民进行了估计。他提出，一个五口之家，种田一百亩(一亩约为现在的市制三分多)，按每亩产粮一石五斗(一斗约为现在的市制一升)计算，一年能收一百五十石。其中国家征税能占十分之一，即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五斗，全年共九十石；还剩下四十五石。每石能卖三十钱，可得一千三百五十钱，祭祀鬼神要三百钱，穿衣要用一千五百钱，还亏四百五十钱。如果遇到疾病死亡、水旱天灾和国家额外征收的赋税，农民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下去。农民处于生活上都无法保障的状况下，只有采取“尽地利”的办法，来增加生产，满足生产者最低的生活需求，才能满足统治者奢侈腐化的需要。怎样“尽地利之教”，《史记》曾指出李悝提到过“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这就是说，谷物的耕植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有的作物如受自然灾害，还有其它作物可以收获；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获时要如防备寇盗那样快，以免作物遭受损失。这些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作用。不过还须说明，李悝如此尽地利之教，目的当然不在关心农民，或者想改善农民的生活。他所以这样细心精算，还是想在他们的身上榨取一点油水，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李悝提出，国家在丰年购入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卖出，用以稳定民食，这个措施叫做平籴。实行平籴旨在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把丰年分为三等，亩产是常年的四倍为大丰收，标准是一个五口之家，种田一百亩，可收六百石；亩产是常年的三倍为中丰收，百亩可收四百五十石；亩产是常年的一倍，，则为小丰收，百亩可收三百石。除去农家常年生活水平消费二百石，大、中、小丰年都有余粮，多则四百石，少则一百石。国家收购粮食要根据丰收的情况，大丰收购粮三百石，中丰收购二百石，小丰收购一百石。李悝把欠收也分作三等，比常年减产三分之一为小饥荒，百亩能收一百石；减产一半为中饥荒，百亩能收七十五石；减产五分之四为大饥荒，百亩只收三十石。在好年成由国家平价收购粮食，用以备荒；坏年成则以平价出售，借以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价。他提出要根据欠收的状况出售粮食：小饥荒平价卖出小丰收年景购进的粮食；中饥荒平价卖出中丰收年景收购的粮食；大饥荒平价卖出大丰收年景购进的粮食。按着这套办法，不管好坏年成，粮食的价格总是平稳的。
　　李悝的平籴政策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现实的谷物价格的腾贵，所以他着重丰年收购以备荒年抛售，从而才能压低谷物价格。他认为影响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除自然灾害而外，农民在乎常年份因生活困苦，提不起生产积极性以致农业减产，也是原因。可他却没有指出，“农民常困’’的原因是因为过分受到剥削。
破除旧制 论功行赏
　　李悝出身于旧贵族统治阶级家庭，但他的思想进步，接受新生事物快。他认识到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客观经济形势，虽是一个不可遏制的洪峰，但须设法把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因此，他不仅是历史上有名的社会改革家，同时也是历史上很早的一个重农思想家。从单纯的生产力上来考察，“尽地利之教”，就是发展农业。他认为财富产生的根源唯一是靠农业，故谓“农业如果受到危害，国家就会贫穷”，而不伤农则财富多。雕文刻镂，有害于农业生产，锦绣纂．组，有害于妇女纺织。农业生产遭到损伤，这是天下饥荒的根源，妇女纺织受到妨碍，是天下衣薄的原因。所以必须禁止手工业，否则就要国贫民侈，盗贼四起，国无宁安。对于李悝这一思想如何评价，尚有争论。但如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战国以后，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增大。此时的思想家也都纷纷指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种重农思想。李。悝的重农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另一方面，此时新兴小地主阶级政权尚须进一步巩固，这就必须打击势力强大的商人资本，加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即保护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的经济，避免受到来自工、商方面的侵害。所以，这种重农轻工商的政策，是不可全部否定的。但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几乎一直被继承下来，使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一直不能充分协调，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受尽摧残，步履艰难，其副作用也是不可轻估的。
　　李悝是一个敢于冲破常规、同落后势力进行拚搏的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勇士。在他之前，由奴隶社会沿袭下来，官禄一直是世袭的。所以为官者不谋官事，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不求进取者众多，为国念民者日寡。淫侈佞邪之风盛甚，公廉法正之行息绝。李悝把这些人称为“淫民”，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阻力。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政治黑暗腐朽的状况，就必须首先整顿吏治。他向魏文侯建议：“要剥夺这些无功受禄的所谓淫民的特权”。实行“有劳才能得食，有功才能得到爵禄”，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并对他们的功劳要给以奖赏”，这样做才能招来天下贤士为魏国服务。魏文侯采取了这一建议，把禄位和奖赏赐给对魏国发展有功的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魏国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用新的封建官僚制度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李悝的这一思想，几乎被当时各国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如楚国吴起变法，凡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世的取消爵禄。凡无能的官吏和不需要的官职一律裁减。如秦的商鞅变法，凡宗室非有军功不得有名位，尊卑爵禄的等级，要按军功重新规定，各依等级占田宅、臣妾(奴隶)和穿着衣服。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重新确立以军功为标准的等级制度。
制定法经 流传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政治体制和统治方法的对立。战国初期，进一步实行法制，巩固封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行“法治”，李悝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的立法经验，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议》保存了其篇目，明代董说的《七国考》引桓谭《新论》披露了部分内容。从这些资料来看，《法经》是由李悝起草或编纂的一部法典，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其视为首创，作为立法的样板，故称《法经》。
　　《法经》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是关于处理盗窃抢劫财物的条文。贼法是关于毁法叛乱，行凶杀人的条文。捕法是关于捉盗和贼的条文。囚法是关于关押盗和贼的条文。杂法包括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禁止蝓制等七项内容。所谓淫禁就是禁止荒淫，凡丈夫有一妻二妾的要处腻刑(即割耳)，丈夫有二妻的处死刑，妻有“外夫”的要处宫刑(即幽闭)。所谓狡禁就是禁止盗窃符、玺和禁止议论国家法令。凡是盗窃符(虎符)的要处死刑，籍没全家为奴隶。盗窃玺(官印)的要处死刑。议论国家法令的，要处死刑，并要籍没全家和妻家为奴隶。所谓城禁就是禁止越城，一人越城的要处死刑，十人以上越城的要杀死其全乡和全族的人。所谓嬉禁就是禁止赌博，凡赌博的处罚金。如果太子赌博“处笞刑”(用竹鞭打)，如果处笞刑后再不停止赌博，便可改立太子。所谓徒禁就是禁止群众集居，群众集居一日以上的要查问，三日四日五日的要处死刑。所谓金禁就是严惩贪污。丞相受金(即贪污)的，丞相的左右要处死刑。犀首(魏官名，相当于将军)以下受金的要处死刑。但贪污黄金在一镒(普通说法为二十四两)以下的只处罚，不处死。还有禁止“淫侈腧制”，就是禁止所用器物超越等级制度，如果大夫之家有侯所用物的要全族处死。具法是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在减律中规定：凡年岁十五以下的，罪大的减三等，罪小的减一等。年岁六十以上的，小罪的酌情减轻，大罪按法理减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第一，李悝制定《法经》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是用法律来保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镇压广大农民阶级的反抗。凡属危害封建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本人处死，甚至夷族夷乡。同时还以严刑惩治议论国家法令的人，以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在封建刑法中，以思想、言词论罪，开始于李悝的《法经》。
　　第二，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反对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制度，主张打破礼和刑不可逾越的界限，规定了太子犯法要受笞刑，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本人处死。但与此同时，《法经》又正式确认了封建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大夫之家如果有诸侯享用器物，便以26制的罪名，判处最严重的族刑。
　　第三，打击了魏国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反抗。当时的魏国奴隶制残余十分严重，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不断地进行破坏性的活动。《法经》关于惩治杀人的规定，矛头主要就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可以杀害奴隶、迫害新兴地主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法经》则宣布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从而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暴行，打破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地位的传统。此外，关于“狡禁”和“城禁”以及严禁议论国家法令的规定，也包括有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含义。
　　第四，《法经》也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于人民群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或违犯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如：窥视宫殿者要截足，路上拾遗的要断脚趾。这种重刑轻罪的精神，一直为法家所奉行，至韩非遂进一步发展成“刑以上刑”的理论。但是李悝不是为罚而罚，而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变法的主张，是为了一定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的。因此《法经》表现出来的“严刑峻法”，完全是以国家政策为根据，以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为准绳，否则就无法巩固封建政权。见于《法经》的刑罚手段有笞、诛、膑、刖、夷族、夷乡等。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它充分地表现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实质，并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律的原则和体系。《法经》是集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主持下各国立法之大成，而且对后人影响极大。商鞅变法实行的“连坐法”就是《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唐律疏议》曾记载说，李悝著《法经》，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肖何又增户律(婚姻、赋税)、兴律(擅兴徭役等)、厩律(畜牧马牛之事)三篇，谓九章律。这说明《法经》的确是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
　　总之，李悝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改革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尽地利之教”，“平籴”政策，重农思想，任人为贤的精神，不仅使魏国称雄于诸侯，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每个王朝治乱振兴的基本国策。他编著的《法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印记在我国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