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全中国进犯，大片的城市和乡村硝烟四起。

王淦昌带着全家人随着浙江大学的队伍开始逃难。这时，他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全家人从杭州出发，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沿途搭车乘船，有时还要步行，历尽跋涉之苦，最后到达贵州的湄潭。

在湄潭郊区，王淦昌一家7口人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草泥房子里。白天，他到浙江大学教书，靠着有限的收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睡在阁楼上的孩子们一觉醒来，从楼板缝里发现，他们的父亲还在小油灯下伏案工作呢。

在战争年代里，孩子们见父亲越来越瘦，就在屋后的山坡上养了一只羊，为的是挤些奶给他增加营养。王淦昌也很疼爱孩子们，他永远忘不了给生病的孩子买二两猪肝而经历的一段辛酸往事。有一天，他走进一家肉店，央求店老板卖给他二两猪肝。

“不卖!”肉店老板冷冷地说。

“我的小孩子病得快不行了，卖给我一点吧!”他几乎是在乞求。

“不卖就是不卖，对于你们这些穷教员，有钱也不卖!你的小孩子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生病的孩子身边。

……

“唉，真是太困难了。不然，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回忆往事，王淦昌感慨地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像王淦昌这样一位连二两猪肝都得不到的科学家，朝思暮想的却是如何多为国家和人类做贡献。

谁会想到，世界核物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树立起来的。

1986年10月，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王淦昌同志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几经搬迁，到贵州湄潭不久，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然而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却不可能付诸实施。于是他写了一篇短文寄往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于1942年1月。不数月，美国阿伦博士(J·S·Allen)按照这一建议初步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以后，实验核物理学家们继续按照王淦昌同志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最终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科学家们曾经预言，自然界存在着一种“鬼粒子”，并预言说，这种粒子可以人不知、鬼不晓地从宇宙空间飞来，穿透地球上最坚硬的岩石，然后到达很深的地下。

这种学名叫“中微子”的“鬼粒子”，究竟有没有呢?如果有，怎样才能捕捉到它?王淦昌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在国内是不能实施的，因为缺乏仪器设备。1942年他把它写成一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

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王淦昌提出的方案，证实中微子确实是存在的。这次发现，被当做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里程碑载人了史册。中国人王淦昌的名字，也因此写进了全世界第一本原子核理论教科书上。

然而，当人们赞扬这个伟大发现，纷纷向王淦昌表示祝贺时，他却并不以为然，他说：“中微子的实验，没有在中国进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0年3月26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设在莫斯科附近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一批科学家获得了一项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科学界过去不知道的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塔斯社在另外的一条新闻中还宣布说：“这一批科学家中，包括中国的王淦昌教授和苏联的维克斯列尔院士……”

王淦昌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宇宙线的研究。1947年，他在美国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μ(拉丁语)介子衰变的特性。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因陋就简地筹建了宇宙线实验室。解放后，1950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2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在1953年到1956年期间，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的宇宙线实验站，利用多板云雾室和磁云雾室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取得了一大批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的性质，使我国宇宙线的研究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58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他直接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该研究所1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22年以后，中国发明制造评选委员会给予了这样评价：“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是项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它是实验中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它的发现，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项重要空白。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最后，由钱三强、钱学森等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决定：授予王淦昌等发现者一等自然科学发明奖。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刊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本人更是受到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又是派画家给他画像，又是写文章赞颂他的才华，美丽的姑娘也被派到了他的身旁……

金钱、荣誉，都未能使王淦昌久留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使王淦昌魂牵梦萦的是国内的形势。一天，他独自一人走出了杜布纳核子研究所所在地的森林，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到一位负责人，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10万卢布，说：“这是我在国外工作期间节省下的钱，请使馆收下，转交给祖国和人民吧。”

那位负责人听了迟疑半晌，说：“这合适吗?”

王淦昌激动地对使馆负责人说：“请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游子在外，给父母捎些家用钱，是应该的。”

从使馆出来，他独自一人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禁又想起了柏林大学校园里的讥讽，想起了战火中在大后方经历的困苦生活，想起了新中国诞生时人们的喜悦和期待。他喃喃自语说：“新中国啊，我不能没有你。”

不久，王淦昌便奉命回国了。回国后，一件意料不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切为了“596”!

“淦昌同志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于1960年从苏联回国，次年3月调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副院长。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上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技术关键。”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中的这些评价是不过分的。严济慈在该书的序言中还说：“淦昌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核武器研制中的基础研究工作，早在1962年，他就领导开展了新兴的脉冲χ射线技术的研究，用于测量瞬时压缩度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建成了大型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当时，国际上有人认为，苏联毁约停援，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中国将处于核技术的真空状态，再过几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有些人也信心不足。为了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造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为了让人们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中国前核工业部负责人刘杰，提出把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命名为“596工程”。一时间，一切为了“596”，成了全国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