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称帝建制
乙未事变的真相暴露以后，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情绪陡然升级，特别是金弘集亲日内阁宣布实行太阳历，并建年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断发易服，这一连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实际上却被朝鲜人民普遍认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张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们高举“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掀起了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引发社会空前的骚乱。
日本人在朝鲜逐渐站不住脚，而金弘集内阁亦是摇摇欲坠，亲俄派李范晋、李完用等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利用混乱的局势浑水摸鱼，将不满日本很久的高宗转移到俄国公使馆，他们收买宫女和宦官对高宗加以劝诱，高宗遂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宫女轿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宫，来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
高宗下令将亲日内阁成员全部免职，并将其中5人定为“逆贼”，逆贼五大臣中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在押送途中被巡检打死，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逃亡日本，朝鲜建立了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的亲俄政权。
至此，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俄国及朝鲜亲俄派的势力膨胀，此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日俄在朝势力达到相对平衡状态，这为后来高宗称帝创造了条件。
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实际上被俄国人控制，仍然是一个傀儡君主，后来俄国人迫于朝鲜国内外压力允许高宗还宫，高宗没有去景福宫，而是于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回到了贞洞庆运宫（今德寿宫），这是因为贞洞为各国使馆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发生类似“乙未事变”的事件，遂迁到庆运宫以寻求各国保护。
高宗还宫后，亲俄派势力有所萎缩，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兴宣大院君、闵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时的高宗终于摆脱了傀儡的地位，获得了实权，高宗不满于“大君主”的称号，决定采用“皇帝”之尊号，与中日两国分庭抗礼。
建阳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诏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衮冕，在庆运宫之圜丘坛祭天，并即皇帝位，册封王后闵氏为皇后（后定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高宗遂成为朝鲜半岛历史第一个正式称帝的君主（高丽初年虽然采用帝制，但并未正式加皇帝尊号）。
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韩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改组，高宗废除了甲午更张时期引入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制度，着手恢复君主专制体制，高宗皇帝虽然重用沈舜泽、金炳始、尹容善、赵秉世这些元老大臣，但却对他们敬而远之，只奉尊位，不予实权。
高宗倚靠的是当时以资本主义列强为背景的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赵秉式、闵种默为首的亲俄派，李址镕、俞箕焕为首的亲日派，闵商镐、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另外还有李容翊、李根泽等人所组成的君王近侧派，君王近侧派里面也有区别，比如李容翊亲俄，李根泽亲日等等，只是他们相对其他派别而言与高宗关系更亲密而已，高宗利用这些派别对内相互牵制，以强化自己的专制皇权；对外让他们与不同国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国（尤其是日俄）在韩势力，避免独大一方以威胁大韩帝国的独立地位。
而高宗自己则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此时由于韩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入，涌现了“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他们举行“万民共同会”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对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对外不依靠外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独立协会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旧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年）12月，高宗出动军队镇压了独立协会的集会，数十人死亡，同时宣布取缔独立协会，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狱。韩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这样被高宗关闭了。
随后，大韩帝国又于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了所谓“大韩国国制”，名义上是宪法，实际上却明确规定了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高宗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高宗也并非不改革，他称帝后实行了“光武改革”，在经济和军事上大规模推进近代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一切都是维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旧本新参”路线（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高宗想以这种政经分离的方式实现大韩帝国的独立与富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
高宗称帝以后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数年时间，朝鲜半岛又一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此时韩国社会虽然没有出现1895、1896年之间的大混乱，但仍动荡不安，东学党起义的部分残余以“英学党”的名义在全罗道一代不断举行农民暴动，光武二年（1898年）济州岛又爆发了“南学党”领导的房星七之乱，活跃于南部的“活贫党”也不断进行“劫富济贫”的活动，令韩国政府十分头疼。
光武二年（1898年）9月又发生“茶毒事件”，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指使厨师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没有成功，金鸿陆被处死；而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俞吉濬等亲日派也蠢蠢欲动，多次图谋潜回国内，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因此在日亡命的政治犯也是当时高宗面临的一个难题。
除了韩国内部的暗潮涌动，外部日俄等国虽然暂时没有对韩国直接进行内政干涉，但却加紧了经济侵略，比如在马山浦租借权上的竞争、对韩借款竞争、铁路敷设权的竞争及俄国强占龙岩浦事件等等，在日俄角逐的情况下，高宗通过到处周旋来维持国运。
然而，这种不靠自立自强而依靠外力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政策虽然短期有效，注定撑不了多久，朴殷植对高宗的政策批评道：“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
终于，随着日俄矛盾的激化，两国终于爆发战争，而新生的大韩帝国也被迫卷入了日俄的争夺中，并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7、被逼退位
光武八年（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原本宣布中立的大韩帝国被迫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至此，高宗第二次沦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特使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派往韩国“慰问”韩国皇室，实则准备将一项保护条约强加在韩国身上，然而高宗皇帝却坚决反对缔约，11月15日，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摊开早已炮制好的保护条约，屏退左右，反复威胁利诱高宗，高宗则坚持不允，伊藤对高宗说：“这是帝国政府经过多方考虑，最后的决定，丝毫不能变更，若是拒绝，将要发生大事。”高宗说：“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
伊藤博文讽刺道：“向政府臣僚咨询可以，但了解一般人民意向，却是奇怪的。贵国不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高宗登时大怒，明确表态道：“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朕宁可殉社稷，也决不承认！”伊藤见高宗不肯就范，悻悻而退。
伊藤博文与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合计，决定一方面收买韩国的内阁大臣，一方面派遣大批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以武力强迫韩国缔约。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夜晚，在大批日军的簇拥下，伊藤博文和长谷川好道携条约入宫，强迫韩国缔约，高宗见大势已去，称病不去，由内阁八大臣接待伊藤一行，李完用（此时由亲俄转向亲日）等5人同意缔约，反对缔约的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被日军拘禁，外部大臣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根据这个协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闵泳焕、赵秉世等有民族气节的大臣殉国，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日本政府根据《乙巳条约》，撤销驻韩公使职务，成立了统治韩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
《乙巳条约》签订后，高宗从此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之上，没有丝毫权力，但他并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光武十一年（1907年）1月16日，《大韩每日申报》发表了高宗的声明，高宗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没有放弃外交权，也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所谓“保护权”系日本单方面宣布的，不能成立，呼吁列强进行干预，共同保护韩国的独立。
高宗此举极大震惊了日本人，同时，高宗也通过秘密援助国内义兵运动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独立，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曾说：“（我）熟知宫中与暴徒（指抗日义兵）之间的关系，现有宫中供给暴徒资金的证据。不仅宫中与暴徒之间互相进行秘密联络，而且宫中与上海、浦潮（即海参崴）地方的韩人之间也互有密使与密电的来往”。
为了限制高宗的独立运动，日本人以“改革”为借口，打着“宫府分离”的幌子，让日本警务顾问攫取了庆运宫的警卫指挥权，同年7月，根据伊藤博文“肃清宫禁”的要求，实行“门鉴”制度，无统监府颁发的门票者不得进宫，迫使高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如此，高宗仍采取秘外交途径，争取恢复主权。
光武十一年（1907年），荷兰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的亲笔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拍电报向高宗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李儁愤死海牙，其他两人亡命天涯。“海牙密使事件”以失败告终。
伊藤博文早就想废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给了他机会，于是他开始追究高宗违反保护条约的责任，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3日，伊藤进宫声色俱厉地对高宗说：“陛下宁以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本发布堂堂宣战文告更便捷”，“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
伊藤还唆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7月7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头目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天皇）谢罪，二则陛下出大汉门，亲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则坚称自己与海牙密使事件无关，拒绝退位，双方僵持不下。
7月19日凌晨3时，高宗被逼无奈，宣布“军国大事令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伊藤和李完用等人仍不善罢甘休，继续逼宫，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强行将皇太子代理听政仪式变为禅让仪式，7月20日上午10时，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
这个禅让仪式乃是以所谓“权停例”举行，高宗和太子都没有出席仪式，而是以宦官作为替身代行，而且匆忙结束，过程“至极简略”，翌日，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按照伊藤博文的请求，以天皇的名义致电庆贺新帝即位，并迫不及待公布于世界，致使高宗的退位变成既成事实，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为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
高宗虽然被逼退位，但是内心非常不满，在退位后的一段时间怀着强烈的复辟的念头，企图依靠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的力量夺回皇位，高宗自始至终没有说出“退位”二字，而是以“代理”的名义让纯宗接管政务，却被日本人曲解为“退位”而公之于众。
当时来韩处理高宗退位事件的日本外相林董称高宗在退位诏书中使用“皇太子代理”的语句，意在“为了日后再次恢复君权而留下回旋余地”，很快日本采取措施，朴泳孝等人被捕，高宗也迅速被日本控制，其复辟之望因而断绝。
高宗退位还引发了韩国国内的轩然大波，据伊藤博文的报告称，高宗让位时“京城之人心更为躁动，特别是侍卫队（近卫队）甚为激昂，同日（7月19日）他们筹划夜半闯入宫中，杀害在宫中的各国务大臣，其形势极为不稳”。
7月18日，汉城市民2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对高宗退位，“大韩自强会”、“同友会”等爱国团体也在汉城街头到处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烂了“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破坏了该社的建筑与印刷机，次日，数千人坐在庆运宫大汉门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斩杀卖国叛逆！”，他们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数人，不少韩国军人也加入了汉城钟路的集会，并用手中的武器抗击前来镇压的日本警察，这一天，群众捣毁了钟路派出所，焚毁李完用的住宅，日本“已排置机关炮四门，又以车载弹药，如赴战场，韩民遂不敢动”，由高宗退位引发的一场骚动便平息下去了。
8、晚年生活
高宗被迫退位后，被尊为太皇帝，被日军监视居住于庆运宫内，纯宗李坧比他的父亲高宗更软弱，日本在高宗退位4天后就强迫韩国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了大韩帝国军，高宗的儿子英亲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带到日本接受教育。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韩国皇帝李坧、太皇帝（太上皇）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高宗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
据高宗晚年宠幸的三祝堂尚宫金氏（金玉基）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忆，高宗那时候“本来晚上睡觉就不好，自从被日帝强迫退位以后，失眠越发厉害，要到清晨听到喜鹊叫声才能勉强入睡”。
尽管已经沦为亡国奴，高宗仍然企图挽回国家主权，大正六年（1917年），李垠从日本归国，日本打算将日本皇室之女嫁给李垠，以便长久控制朝鲜王族，为此，日本驻朝总督长谷川好道与纯宗外戚尹德荣亲自找高宗说媒，要求李垠娶日本梨本宫亲王之女方子为妻，不料却被高宗以李垠12岁时就与韩国旧臣闵泳敦之女闵甲完订婚为由而拒绝，后经多次威逼，才同意他们的婚姻。
大正七年（1918年）底，日本殖民当局又发起所谓“韩人签名运动”，以请愿书的形式表明全体朝鲜人甘愿做日本帝国的臣民，否认独立的愿望，以成为以后日本对其他列强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还要高宗加盖玉玺，却又一次被高宗所坚决拒绝，事情竟然泡汤，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日本对高宗提高了警惕，欲除之而后快。
大正七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表示维护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利益，这又给高宗和朝鲜人民以复国之希望，而日本害怕海牙密使事件重演，便加紧对高宗的监控。
大正八年（1919年）1月21日凌晨6时，高宗突然在德寿宫咸宁殿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其死因，日本朝鲜总督府公布为“脑溢血发作”，但是没有病理报告，自然不太可信，坊间盛传是因为高宗计划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代表朝鲜民众诉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的苦难，要求朝鲜独立，但是这一计划被泄露了，所以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命令尹德荣让宫内一个名叫安商浩的医生配好砒霜，又命宫中女官将毒药放入红茶中毒杀高宗，高宗去世当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性发作，痛苦地说“我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受”，不久便死去，死后两眼发赤，全身有红斑，且很快腐烂。
此说也有很多疑点，包括去世时间（凌晨已过用膳时间），以及尸体很快腐烂，因为中毒时间为冬天，且若是毒死，以当时的药学水平，无非砒霜水银鸦片之类，尸体应该有其他异象，而不是腐烂速度加快，不过以日本人一贯的阴险狠毒来看，下毒之说的确很有可能是真的。
紧接着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昌德宫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两名宫女被炸死，据说这两名宫女是给高宗投毒的目击者，为了杀人灭口，日本人策划了爆炸案。
高宗去世时，日本官方只发布号外，称李太王病重，但死讯已经泄漏于世，大街小巷议论纷纷，1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见无法隐瞒，发布了李太王于1月21日凌晨6时脑溢血发作而死亡的消息，并特许朝鲜人“望哭”7日。
大正八年（1919年）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朝鲜人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君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朝鲜独立，是为“三一运动”，是朝鲜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熙死后，李王职（日本殖民时期特设的管理前韩国皇室事务的机构）为他选定的庙号共有3个：高宗、神宗、敬宗，最后定为高宗，谥号则为定为“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庙号、尊号和谥号合称为“高宗统天隆运肇极敦伦正圣光义明功大德尧峻舜徽禹谟汤敬应命立纪至化神烈巍勋洪业启基宣历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寿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与明成皇后合葬于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