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1852年—1919年），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大韩帝国开国皇帝（1864年—1907年在位），初名载晃，字明夫，乳名命福；即位后改名熙，字圣临，号珠渊，死后庙号高宗，因此通称朝鲜高宗，又称光武帝、李太王、韩高宗等，本贯全州李氏，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子。
高宗李熙处于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动荡复杂的时期，他本人一生先后被父亲大院君、妻子闵妃以及日本人摆布，形同傀儡。
1864年以王室旁支身份继位，成为新任朝鲜国王；1897年自称皇帝，建年号“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1907年退位，1919年病逝（一说被日本人毒死），葬于洪陵，他的死引发了“三一运动”。
1、继承大统
几乎贯穿朝鲜近代史的君主——高宗李熙，本来只是王室的旁支，基本上没有可能继承王位，从血缘上来说，他是朝鲜仁祖的9世孙；从世系上来说，他是朝鲜英祖的5世孙（李熙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过继给英祖的孙子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由于前任国王——朝鲜哲宗李昪无嗣而薨，李熙便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登上朝鲜王位。
李熙是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贞善坊私第（兴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称云岘宫），当时他的名字是李载晃，乳名命福，他的母亲是骊兴府大夫人闵氏，还有一位庶兄李载先和嫡兄李载冕。
李命福（李熙）据说在幼年就有登上王位的征兆，当时一个叫做朴有鹏的人看过李命福的面相以后，就惊叹道：“天日之表！”到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当时的国王朝鲜哲宗病死，膝下没有任何儿子，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孝明世子（翼宗）之妻）决定拥立李命福为新王，然而就在正史一笔点过的背后，隐藏着李熙的生父——兴宣君李昰应十多年的苦心钻营。
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算以后，王权旁落，朝政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李昰应就一直生活在安东金氏的阴影下，虽胸怀大志，却过着怀才不遇的生活，李昰应原本就知道朝鲜哲宗体弱多病，欲乘隙夺取王位，于是他极力装疯卖傻，一方面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蒙骗了赵大妃等一干权贵，使他们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人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哲宗去世前后，李昰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李昰应知道，赵大妃欲独揽大权而与哲宗时掌握朝政的安东金氏众臣如金左根、金兴根等不和，于是就积极勾结赵大妃身边的宫女，对赵大妃多番献计，表示若任由金氏众臣拥立其它王族子孙为王，以承哲宗大统，不但让金氏众臣坐拥大权，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会因而断绝，但若以他的儿子为王，便可杜绝金氏掌权的野心。
李昰应长期以来的夤缘终于收效，赵大妃为其所动，择定立李昰应幼子李命福为王，纵使金氏众臣及宪宗王妃洪氏（孝定王后）、哲宗王妃金氏（哲仁王后）等皆反对以李命福继承王位，但赵大妃依然以宫廷大长辈的身份坚持李命福为王位继承人。
李命福遂改名李熙，封为翼成君，行冠礼，并被过继给朝鲜翼宗为养子，继承其大统，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阳历1864年1月21日），李熙穿戴上衮服和冕旒，正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高宗，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被宗主国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就这样，本来与王位无缘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应的操纵和赵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鲜王朝第26位国王的宝座。
2、生父摄政
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便拜其养母赵氏为大王大妃，由她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兴宣大院君的执政被韩国史学界认为是韩国近现代史的开端。
兴宣大院君一掌权，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启动了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改革进程。
同治五年（1866年），神贞王后赵氏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东金氏势力，将他们全部逐出朝廷，就连曾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不放过，开始确立起丧失已久的王室威严，同时大张旗鼓地重修景福宫，以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
此外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了上万名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到高宗时更加凸显。
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发生了美国商船侵入大同江的舍门将军号事件，同年九月发生了法国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事件；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又有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然而法美舰队都在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以失败告终，这更加坚定了大院君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鲜王朝，在大院君的铁腕政治和改弦更张下，似乎重现了生机。
高宗本人在父亲大院君掌权的状况下，形同傀儡，终日沉湎享乐，不爱读书，但大院君为了培养高宗，仍命他学习儒家经典，高宗自即位后便接受严格教育，必须一天学习三次，开设经筵的时间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时，下午2时至4时。
有一次，高宗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时，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洗祖宗之耻也（指丙子胡乱）？”可见高宗并非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少年，也由于大院君政务繁忙而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所以宠幸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宫女——李顺娥，每日和她厮混，但此女终究没成为王妃，因为朝鲜王室规定李氏不得称为正妃。
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在大院君的一手操纵下，15岁的高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礼，而他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高宗母亲家的亲戚闵氏，原来大院君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历史重演，专门找了自己妻子家的亲戚、幼年丧父的贫穷女孩闵氏作为内定王妃。
细细算来，闵氏不仅比高宗大1岁，还是高宗的姨母辈亲戚，但这在实行铁腕政治的大院君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外戚专权的隐患，同时使自己身兼宗亲和国戚的身份，实在是巩固自己权势的高明之举，闵氏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闵妃，谥“明成皇后”。
作为一桩生父包办的政治婚姻，高宗完全没有对闵妃在意，竟冷落了她三年时光，高宗依然沉湎女色，他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年）和李顺娥生了一个儿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离开李顺娥，转而垂青闵妃，而闵妃的从政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
3、闵妃当国
大院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准，他的一颗棋子——闵妃，和她公公大院君一样，是一个充满权力欲和野心同时熟稔政治权术的女人，闵妃被冷落的三年时光里遍览宫中书籍，尤其是《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她被高宗宠幸以后，便开始逐步涉入政坛。
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是由于子嗣问题而引发的，大院君为防止王妃权力膨胀的局面出现，准备立高宗的庶长子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产生了根本的对立，闵妃先使高宗与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阵线，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的势力，逐渐形成外戚集团，同时纠合被大院君赶下台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的力量，准备与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权。
而大院君却对闵妃的实力估计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闵妃利用崔益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发动宫廷政变将大院君逼退并赶出京城。
高宗一直站在闵妃一边，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所以实权由闵妃掌握，从此朝鲜王朝进入了名义上由国王高宗亲政，实际上为闵妃外戚集团统治的时代。
闵妃在夺权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后来的纯宗）并很快立为世子，权势日益巩固，闵妃集团掌权后便着手将大院君时代的各种政策次第废除，尤其是其对外政策。
同治七年（1868年），朝鲜的邻国日本发生剧变，开始实行“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道路，此时的朝鲜，尚在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锁国统治之下，借口书契问题（日本在对朝鲜通告“王政复古”的文书上有“皇”、“敕”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而自从闵妃集团执政后，便主张逐渐缓和朝日关系，甚至处死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往来的东莱倭学训导、大院君党羽安东晙，以展示其对日修好之意，但日本已先行一步，准备以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事件”为蓝本准备，动用武力迅速打开朝鲜的国门。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等3艘军舰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云扬号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震惊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闵奎镐等闵妃集团官员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学等大院君派系官员为首的主战派，就这一事件争论不休。
而民间几乎清一色地支持对日的强硬政策，高宗和闵妃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国门，最终弹压了国内的示威者，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时使朝鲜打开了国门，由此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闵妃的对外开放政策很快引发朝鲜国内强烈的反弹，早在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前，就有崔益铉、张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随着朝鲜的逐渐开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辛巳斥邪运动。
光绪六年（1880年），礼曹参议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西方先进文物，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罗斯向南扩张。
《朝鲜策略》在朝鲜一披露，就引发了朝鲜政界和学界的轩然大波，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鲜的广大儒生，他们认为用基督教这类的“邪教”来类比儒教是对儒教的侮辱，于是，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上“万人疏”，借抨击黄遵宪、金宏集以抵制对外开放政策，宣称“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纷纷上疏，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批判《朝鲜策略》及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
高宗对“辛巳斥邪运动”进行严厉镇压，李晚孙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而发配荒岛或边地，洪在鹤等人由于上疏言辞激烈而被判为“犯上不道”并斩首示众，政府镇压上疏儒生自然引发了儒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而蛰伏待机的兴宣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院君的党羽早已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在景福宫纵火，迫使高宗将王宫搬回昌德宫；这年十一月，他们更是送去炸弹炸死了闵妃之兄闵升镐及闵妃之母李氏。
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后，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大院君亲信安骥泳联合儒生准备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新王，他的计划后被泄露，安骥泳等人被逮捕并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途中被赐死，安骥泳事件说明了高宗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外开放毕竟是时代潮流，任何腐儒的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历史变革的车轮了，高宗于光绪七年（1881年）派“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
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人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隐士之国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至此，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
4、飘摇时局
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后，国际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开港以后，朝鲜历史进入一个空前复杂动荡的时期，乱局首先自内而起，原来当时闵妃集团非常腐败，史书记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于是“大院君之多年蓄积充溢丰富之各库，一扫而空”，朝鲜国库积蓄荡尽，无饷米供养军队，五营军饷短缺13月，不少军人无法度日。
而由日本教官训练的新军——别技军则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引起旧五营军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此种种，终于酿成了“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1882年）春季，朝鲜发生大旱，又有“马入宫中”的凶兆发生，京城内人心惶惶，传说该年将有兵灾，该年六月九日（阳历7月23日），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积怨爆发，同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捣毁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以及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宅第，夺取武库，攻打捕盗厅，包围大院君府第云岘宫向其求助，还有几路分别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籍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开仓放粮。
次日，乱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宫，杀死闵谦镐、李最应（兴寅君，兴宣大院君的胞兄）等大臣，并追杀闵妃，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仁川，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
走投无路的高宗被迫召父亲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大院君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中，士兵方才放下武器，撤出王宫，逃到忠州的闵妃和逃回长崎的花房义质分别请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宗主国清朝派吴长庆、丁汝昌及马建忠等官员及3000军队进入朝鲜，于8月26日扣留了前往中国军营拜访的大院君，并用军舰将其运回中国，软禁在保定，并镇压了起义士兵，闵妃集团遂在清军的扶持下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其后朝鲜与清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等不平等条约，清朝依据这些条约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
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则于8月12日回到朝鲜，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8月30日，日本和朝鲜就上述内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另外，高宗还将围攻日本公使馆的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汉城普通百姓在慕华馆前当着日本公使和清朝官员的面问斩，朝鲜的主权和尊严完全扫地。
壬午兵变被平定后，高宗痛心疾首，向全国人民下旨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过，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因此，壬午兵变可以说是朝鲜一个全新的开始，至此以后，大院君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在高宗“一国更始”的倡导下，朝鲜社会中开始形成开化和改革的氛围，全面启动了近代化之路。
然而，朝鲜的近代化之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是凶险的，它从一开始就产生裂痕，使朝鲜卷入了新一轮的血腥动荡之中，在围绕改革的问题上，朝鲜统治集团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闵妃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借助清朝的兵力夺回政权，心怀感激，采取亲华政策，被称为“事大党”。
另外一派以年轻士族为主，包括师从福泽谕吉的金玉均，以及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他们采取亲日态度，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近代化改革，被称为“开化党”，事大党走“东道西器”的路线，在清朝洋务派的协助下，事大党政权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开化党则接受日本资助，提出了“打倒清国”的口号，企图借助日本兵力发动政变，实施夺权目标。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半数驻朝清军撤回国内，日本以及朝鲜开化党视为举事良机，于是蠢蠢欲动，试图推翻事大党所把持的政权，此时高宗和闵妃因为中法战争胜负未定，对清朝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
光绪十年（1884年）11月29日，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入宫，对高宗游说说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秘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金玉均与开化党激进分子经过密谈，决定在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机发动政变。
光绪十年（1884年）12月4日晚，汉城邮政总局落成，洪英植设宴庆祝，然而开化党在邮政总局内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金玉均遂赶往昌德宫，称清军作乱，劫持高宗和闵妃，逃往朝鲜纯祖生母绥嫔朴氏的祠堂——景佑宫（其地狭窄，易于守卫），金玉均强迫高宗写教旨请求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派日本兵担任警卫，同时召事大党大臣前往景佑宫保护国王，当夜，奉旨赶往景佑宫护驾的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等六大臣等逐一在宫门内被开化党刺客杀害，次日清晨，新政府宣告成立，提出内政改革方案，同时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朝鲜独立。
结果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应朝鲜官民请求带兵入宫，与日军在宫内展开战斗，清军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日军抵挡不住，竹添进一郎被迫出逃仁川，洪英植将高宗挟持到城北关帝庙，深夜才被清军找到，护送高宗前往清军大营，洪英植被愤怒的朝鲜士兵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随日本人逃窜到仁川，随后亡命日本，其他不及亡命的激进派开化党被愤怒的汉城市民殴杀，此次变乱史称“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平息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1月9日，日本再次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勒索赔款，之后伊藤博文前往中国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中日两国签署《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双方撤出在朝鲜兵力，聘请第三国人员协助朝鲜的军事改革，今后两国若要出兵朝鲜时须预先知会另一国等，《中日天津条约》标志着日本已在事实上取得与清朝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根据《汉城条约》，朝鲜政府将金大兴、元兴甲等在甲申政变中杀死日本公使馆矶林真三大尉的朝鲜普通百姓斩首示众，并派徐相雨到日本“表明谢意”，明明是日本勾结开化党图谋颠覆朝鲜政府，却反倒强迫朝鲜政府惩凶、赔款、谢罪，这不能不说是朝鲜作为一个弱国的悲哀。
经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朝鲜不仅在内讧中国力大为折损，更是逐渐沦为大国的角逐场所，朝鲜王室对内残酷剥削老百姓，对外一再杀害本国人民、遣使谢罪以向日本等国摇尾乞怜，使其更加失去民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甲申政变之后，高宗和闵妃与清朝的矛盾又起，当时，清政府眼见英亡缅甸，法并越南，日吞琉球，中国的藩属国惟独朝鲜尚存，亦有俄国、日本虎视眈眈，再加上朝鲜战略位置重要，为东北、华北之屏障，所以决定力保这一最后的属邦，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控制，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实质化。
清朝派遣袁世凯以三品道员头衔坐镇朝鲜，主掌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俨然监国大臣，这自然引起了高宗和闵妃的不满，闵妃集团接受了德国籍顾问穆麟德（本为李鸿章派去监视朝鲜，但后来背叛了清朝）的“联俄拒清”政策，清朝不得不罢斥穆麟德，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放回兴宣大院君以牵制闵妃。
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复杂，清朝此时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是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均对朝鲜虎视眈眈，他们与不满清朝干涉的闵妃集团相勾结，于是先后发生了巨文岛事件、两次朝俄密约事件、派使西国之争、防谷令事件等国际争端，对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针对这些状况，清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台了所谓朝鲜“整顿事宜六条”：1、精练水陆各军；2、东三省兴铁路；3、该国税司由中国委派；4、该国派使应守属国体制；5、阻止该国借外债；6、匡正该国纰政。
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为人精明而多疑，能干且果断，在朝鲜全力推行上述六条内容，朝鲜与清朝的因而矛盾日益加剧，以至于发生了袁世凯密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国王的事件，但朝鲜的威胁不在于清朝或欧美俄国，而是觊觎朝鲜已久的东邻日本。
5、傀儡皇帝
甲申政变以后10年间，朝鲜表面上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而内部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加速溃烂之中。
这一时期，改革事业空有其名而停滞不前，以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卖官鬻爵，官场贿赂公行，尔虞我诈，科举考试完全沦为了两班贵族的交易场所，国内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外国的经济侵略把本来就贫穷的朝鲜人民逼上了绝路，整个社会黑暗腐败到了极点。
那时候，儒生学士接连上疏痛陈朝政之紊乱，而高宗与闵妃共阅奏章，“见有鲠辞，则动以逆贼目之而加罪”，李建昌、权凤熙、安孝济、朴始淳、张炳翊等上书言事者均被严刑窜配，朝鲜商人不堪日本等国的经济侵略，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行“撤栈”罢市斗争，反对日本商人进入京城，结果遭到闵妃集团镇压。
而被政府严禁的宗教组织东学道更是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活动，甚至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光化门“伏阁上诉”，在汉城到处张贴赶走外国人的标语，导致“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的状况，后东学道又在报恩郡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最后被朝鲜政府以软硬皆施的方式镇压下去。
朝鲜的社会矛盾犹如干柴一般不断累积，终于引发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而窥伺朝鲜已久的日本也因此获得了控制朝鲜的大好良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发生了反对郡守赵秉甲暴政的民乱，既而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他们多次打败官军，迅速席卷了朝鲜南部三道，甚至攻占了朝鲜王室的老家——全州，直逼首都汉城，汉城的两班及富民纷纷逃窜避难，高宗和闵妃对此十分恐慌，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政府借兵，企图乞灵于清廷的武力镇压起义。
后来政府与起义军议和，达成了全州和议，而日本亦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不请自来，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挟持高宗及闵妃，而日本人抬出的傀儡，竟然是兴宣大院君，大院君将闵妃集团从政府中全部铲除，出面组建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
新组成的亲日派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中国光绪年号，改用朝鲜开国纪年，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朝军队，六月二十三日（阳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朝鲜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而朝鲜亲日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实行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称“甲午更张”。
同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他逼退了有反日倾向的大院君，又出笼了《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协助改革”的幌子来加紧对朝鲜的控制，同时将曾参与甲申政变的亲日分子朴泳孝安插进政府中，导入内阁制以进一步限制王室的权力，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在井上馨的压力下誓告宗庙，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其余诸条则大部分都是对君权的限制。
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称号由“国王殿下”晋升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称“王后”，王大妃改称“王太后”，王世子改称“王太子”，尽管称谓提高了，但高宗的权力已经被日本人及其亲日政权削弱，完全成为了日本的傀儡，当时大院君之孙李埈镕图谋取代高宗，只不过没有成功，李埈镕后来逃亡日本，隆熙元年（1907年）才被赦免，回到朝鲜。
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挟持的高宗和闵妃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础，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交还给中国，又对俄国产生了幻想，为了夺回权力，高宗和闵妃开始“引俄拒日”。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内部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随着朴泳孝的逃亡，亲日政府随之解散，失势了一年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大权，闵妃日益亲俄，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准备暗杀亲俄派首脑——闵妃。
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晓，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而后将骨灰抛撒于池塘中，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并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将高宗软禁起来并逼迫他下诏废闵妃为庶人，史称“乙未事变”。
宫中警卫部队的美国教官目睹了日本军官冲进后宫的行动，于是乙未事变的真相得以流传开来，日本政府为此派小村寿太郎前往汉城调查事情真相，将有关人员送会日本，以谋杀、聚众行凶的罪名提交预审，但是犯人都被广岛地方法院宣判无罪，日本政府的虚伪嘴脸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