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

1847年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此后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也波及到比利时。

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在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夫妇回到法国巴黎，恩格斯也抵达巴黎。

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或遭司法逮捕，或遭驱逐出境。

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出版；6月初，马克思又来到巴黎，他被迫选择或是被囚禁于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或是再次被迫驱逐；8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英国伦敦，从普鲁士派驻英国的密探报告提到马克思似乎从不刮胡须来看，马克思在英国仍被普鲁士政府所监视。

在伦敦，马克思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精神焦虑，受疾病所苦情绪不佳，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死亡，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经济上却是严贫户，这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透彻研究的伟大经济学家，本身一贫如洗，他的一生几乎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的，马克思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极不稳定而又极其微薄的稿费收入，加之资产阶级对他的迫害和封锁，使饥饿和生存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马克思置于死地。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在困境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无私的援助，马克思无法从事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专心理论创作。

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饥饿贫困和家务琐事，困扰着马克思，他心情愤怒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进行理论创作。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

恩格斯后来作了公司的囊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了。

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慷慨相助，才使马克思勉强维持生存，得以长期地一心从事科学著述，为写作《资本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恰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对恩格斯的无私奉献，马克思非常感动，也十分不安，他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这是马克思的肺腑之言。

对马克思及其家人生活的关心，恩格斯更是无微不至，马克思的一生多灾磨难，每当马克思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思想感情有了悲痛和压抑，恩格斯总时想办法进行抚慰，他已成为马克思一家躲避生活风雨的港湾，马克思一到这个港湾，就显得安静和快乐多了。

贫困和苦难先后夺去了马克思的四个儿女，1855年4月，马克思最喜爱的儿子埃德加尔病逝，这给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快支持不住了，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倾诉了无限悲痛的心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恩格斯把马克思夫妇接到了曼彻斯特，在恩格斯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马克思夫妇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

恩格斯已是马克思家中的一名“编外”成员了，每次去马克思家里，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看成“第二个父亲”，当然，马克思一家人对恩格斯的健康关注，更是牵肠持肚，1857年7月在恩格斯生病的时候，马克思写信安慰：“亲爱的恩格斯，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的妻子对你最近健康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两位老战友在异地工作时，经常通信相互交流思想，毫不保留地倾诉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的1000多封通信中，我们看到这两位战友的情深意笃，有几天接不到对方信件，彼此就相互挂念起来。

马克思在一次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都寄到了。”

同样，如果有几天听不到马克思的音讯，恩格斯就会发出“连珠炮”似的追问“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

他们畅所欲言，无所说，无所不谈，对恩格斯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马克思作了高度的评价，1866年2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崇高友谊，为人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两位伟人的伟大友谊告诉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础之上的友谊，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入领导委员会，他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两卷为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整理其遗稿，分别在1885年、1894年出版。

1870年10月马克思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由于被许多国家驱逐，到处流亡，他曾自称是“世界公民”。

5、逝世

1881年12月2日，燕妮·马克思去世；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伦敦寓所辞世，享年64岁，后与燕妮合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