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年—1402年),宁海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被诛十族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是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明惠帝时(1399—1402年)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明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于是被杀,宗族亲友株连者数百人。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贰,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方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暗压怒火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四十八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诛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干政的祸根。
方孝孺墓
明朝大臣方孝孺墓,座落于雨花台江南第二泉后山。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明神宗朱翊钧下诏褒录建文帝时期的诸多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位列首位的是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史载朱棣入京师时,徐辉祖守在徐达祠堂之中不予迎接,最终被幽禁致死),其次便是方孝孺。至此,方孝孺终于沉冤得雪。
方孝孺平反后,当时在留都南京为官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在聚宝山木末亭下方找到方孝孺的墓葬,重新为其修墓、建祠。方孝孺的墓葬终于得以保存,不至于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方孝孺墓从明万历年间汤显祖为其修墓建祠开始,历代均有修葺,现存明代方正学(孝孺)墓碑,是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两江总督李鸿章所立,碑右首书“同治五年八月重修”,左首书“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敬题”,碑中刻“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另一通碑志为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重修,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在方孝孺墓前建立了石牌坊,重立了一块碑。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战火浩劫,墓碑倒卧在地。十年动乱再度遭遇破四旧的破坏,除了两块破旧的石碑幸存外,牌坊、祠堂等都荡然无存。
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重修方孝孺墓。现墓区由牌坊、神道、方孝孺铜胸像、24块碑刻组成。方孝孺铜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所塑,碑刻系历代文人墨客和政要名流对方氏的赞誉之辞,均由当代知名书画家所书。墓前平台、墓碑、墓丘及墓后护壁组成轴线对称式布局,依山就势,保持原有的环境风貌。
石牌坊高5.05米,神道连接牌坊和墓碑,墓碑高4.2米,著名书法家尉天池手书“明方正学先生之墓”镌刻镏金。墓丘建在原土冢上,下部为直径4.6米的圆柱体,上部为2.1米的半球体,总高达4.5米。墓区全部由青石筑就。环境幽静,树高林密,古柏参天,自成一景。
方孝孺后人
方孝孺还有后裔,这本身就是令人诧异的一件事情。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因忠于明皇朝建文帝而忤明燕王朱棣,最终遭灭门之灾,而且是灭十族,他有否留下直系后裔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而今天,这位来自黑龙江某所大学正在念新闻系的大学生何俊告诉我们,他就是方孝孺的第23代后裔。
何俊说,一直以来父辈就告诉说,我们是方孝孺支系的一个房派。当时,浙江海宁典史魏泽奉皇帝的命令查抄方孝孺全族,出于对方孝孺的景仰,他把方的第三个儿子方圣藏起来了,交给方的学生俞允,俞允把这个只有几岁的方圣带到华亭抚养成人,并把自己的养女嫁给方圣,生了4个儿子,大儿子通公就是在这个时候迁到庐江,世代繁衍。庐江,是何氏家族的发源地,从通公开始,为了避开皇帝的追杀就改姓何了。于是,方家一族立下的一个规矩:“生者姓何,死者姓方。”在清末年太平天国期间,何乘茂又从庐江迁到合肥,不断繁衍。庐江地区的方家在修总谱,而合肥的这个分支也一直在交纳修谱的费用。
何俊在得知这个身世之谜后,便在网上搜索关于方孝孺的后代的资料,就这样与同样关注家谱文化的柳哲认识了。为了查资料,何俊特意从黑龙江下来,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间查了半个月《方何宗谱》等资料后,证实其为方孝孺的直系后裔。现在,在国家图书馆的《方何宗谱》是1901年(光绪27年)出版的家谱,而在庐江修的那份宗谱则是1927年修的,并不完整,欠缺了前代的不少资料。“即使如此,理清以后,发现从第一代到我们这一代,线索都很清晰。我们这一代是‘基’字辈。我的名字没有按这个辈系来取,而是按何家的谱系来取名的。现在我不会改姓,但还是希望后辈可以重新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