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四十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这位年轻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

　　人们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这个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而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被灭门焚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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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但载沣的脱颖而出，其实是他自己挣出来的。十八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十八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他甚至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及香港等地官方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十八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后，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作为年轻官员，载沣得到了迅猛的提拔：二十岁，升任随扈大臣;二十三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同年还升任正红旗满族都统，成为一品大员;二十四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