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

　　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林金生没有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让林金生胆战心惊。

　　不仅如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叫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林金生当然不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另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于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

　　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个饭店。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了大衣口袋。谁料到了饭店，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的踪影，想必是在半途丢失了。林金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头皮发麻，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当天夜里，林金生左思右想，终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听完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他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林金生却吓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徐恩曾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并当即做了安排。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徐恩曾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几个月后，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行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叛徒改写了历史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对此大加反对和指责。

　　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