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赴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相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治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中央就此临时召开会议，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根据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的记载，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素来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人就回来报告。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追上前揪住他不放。顾顺章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史无前例的通缉令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