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从不缺少暗杀的例子，到了民国时期更是发展成为一种狂潮。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民初的宋教仁遇刺，国共内战时的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到蒋家王朝逃台后的江南案，乃至21世纪的3.19枪击案，这种暴力法宝贯穿各种政治变革始终。暗杀狂潮背后是于乱世中崛起的国民党组织上的隐忧。

　　清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不能抵御侵略，对内却镇压爱国运动，已经觉醒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意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先推翻清政府。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暗杀被广泛地运用，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陈其美、陈炯明……都走上政治暗杀的道路，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恐怖分子”。在他们的策划下，1905年，吴樾在北京弹炸五大臣;1907年，徐锡鏻在安庆射杀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亲上阵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包括辛亥革命的成功，暗杀作为革命的手段之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曾暗杀清摄政王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而被中国人视为“史上最大汉奸”的汪精卫早年却是个狂热革命分子，参与创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效仿古代“荆柯刺秦王”的豪举，试图暗杀当时清摄政王载沣，以期用生命唤醒革命。

　　徐锡麟射杀安徽巡抚恩铭

　　1907年，徐锡麟发动著名的“安庆起义”，射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当初是买官进入体制内的，恩铭对他一直提拔有加，他“恩将仇报”刺杀恩铭，这令很多人疑惑，徐锡麟却说：“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

　　一个很奇怪现象是，在人们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见，以为走入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仔细思考也不奇怪，孙中山他们这些革命党人的恐怖暗杀活动，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战士，并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

　　蒋介石贪权引发的杀戮

　　按理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暗杀活动也该消停了吧，但事实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等人紧接着进行反袁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其后以消灭军阀为目的北伐，这期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又莫名地成为被刺杀的对象，相继遇害。
    一代枭雄蒋介石在北伐中迅速崛起，并成为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政府首脑，为排除异己，巩固威权，蒋把暗杀这一手段“发扬光大”，凡与其政见不合者，蒋均设法让其消失。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整个民国时期就像是一个暗杀的时代，深深地笼罩于恐怖主义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