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随着商朝的灭亡和纣王的殉国，他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们全部“封杀”。就连被后人尊崇为“史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商纣王的丰功伟绩，但像“好酒淫乐，嬖於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於鬼神”“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重刑辟，有炮格”的劣迹却比比皆是。如果说周武王是造成商纣王身败名裂的“罪魁祸首”，那么司马迁就是他的一个“忠实帮凶”。

　　不过，真正把商纣王推向罪恶深渊、万劫不复境地的，却是流行于明、清年间的那部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封神演义》。在这部神话小说中，作者不惜歪曲历史、扭曲人性，在美化周武王的同时，狂贬商纣王，其残暴无道、罪大恶极的形象，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

　　商纣王死后，被周朝恶谥为“纣”(按：马屁股后面的革带，有损贬之意)，历代史书中也不分青红皂白，人云亦云，使其蒙受了几千年的不白之冤。商纣王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英雄，他为中华民族在扩展版图、传播文明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意改写和抹杀的。毛泽东同志和着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同志，都曾为商纣王翻案说：“商纣王文武双全，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英雄何惧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