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公馆，杨光和父母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杨光的父亲杨振元进入了矿山机械厂工作，恰好，矿山机械厂过去也是杨宇霆兴办的实业。“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杨宇霆有关系，父亲被定性为地主的孝子贤孙，有事没事就拉出去陪斗，但他人缘好，工友们还觉得她委屈。后来矿山编厂史，必须绕不开杨宇霆，厂史里缺一张杨宇霆的照片，去哪都找不到，最后没办法，知道父亲和杨宇霆的血缘关系，就仿照父亲的形象画了一张杨宇霆的相片，还别说，那张画和杨宇霆还真有几分像。”

　　杨光初中毕业学了师范，后来任教于小河一校，工作单位就在公馆旁边，过去，那里是杨家的家庙。由于身份问题，杨光年轻时没能入党，单位领导曾考虑提拔杨光，但杨光对“管人”没什么兴趣，她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参加工作后，杨光有一次去同事家做客，结果同事的家就在杨宇霆公馆，“同事的爸爸是父亲是大东区委的干部，杨宇霆公馆已经是大东区区委领导们的住宅了。”

　　如今，杨光的家就在公馆旁边的一个住宅楼里，过去她和国税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很熟，参观杨宇霆公馆还很方便，但这几年，大东区国税局的工作人员都是新面孔，公馆也不能随便进了。采访当天，由于之前做了申请，杨光和本报记者得以在国税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公馆，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杨光忽然压低声音，“这里过去是大伯的卧室，我们小孩子当年走到这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很长一段时间，杨光还都和北京的亲戚保持着联系，但这些年，老人们纷纷离去，过去的联系断了，杨光甚至已不知道北京亲人的联系方式。1984年，吉林话剧团排演了话剧《少帅传奇》，由于编剧不认真研究史实，剧中给杨宇霆扣上了一顶卖国大汉奸的帽子，在沈阳中华剧场看完演出后，杨光很受伤，“我第一次知道，杨宇霆居然是这样的人，作为杨家的一个后代，我当时真是抬不起头。”但《少帅传奇》的情节很快便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北京的杨茂元代表一家人给中宣部写了信，结果过了不久，《少帅传奇》停演，全家长出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杨光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杨宇霆的史料，她对杨宇霆的认识开始渐渐丰富起来。

　　北京的亲人并没有忘记寻找

　　事实上，北京杨宇霆的后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访亲人和挖掘家史的努力。2010年末，利用在北京采访的间隙，通过收藏家詹洪阁的帮助，本报找到了杨宇霆的玄孙女张连娟女士，她的职业也是一名教师。

　　张连娟的姥姥杨素卿是杨宇霆和原配夫人的女儿，张连娟告诉记者，杨素卿当年嫁给留学日本归来的张世儒，但迎接这对夫妻的却是一段坎坷的命运。“杨宇霆死后，姥姥抑郁成疾，英年早逝，1951年去世的时只有36岁，由于日据时期曾购买过良民证，姥爷建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此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受尽磨难，1978年，姥爷被平反，由于过度激动，不久便去世了。”

　　在张连娟看来，自己的母亲张莉的一生也并不幸福，姥姥过世太早，姥爷又被打成反革命，张莉的成长轨迹是灰色的。“母亲最早是一名医生，后来辞职照顾家人，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文革’时也受到了冲击，身心受到刺激，很早就病退了，为了养活一家人，母亲只好靠干重体力工作养活一家人。”

　　“母亲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为人知书达理，来北京很多年，她从不张扬自己的身世，有时她会偷偷地和我们回忆小时候在沈阳时的生活，她说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和家里的孩子一起在公馆的地下室玩捉迷藏，公馆好大，有时玩着玩着就迷路了。”

　　三舅公杨茂元生前也对张连娟回忆过当年在沈阳公馆开舞会的情景，杨茂元精通乐器，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曾经在沈阳给教过俄国人小提琴，和很多阔少一样，杨茂元在沈阳时很喜欢开车出去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