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的死让一家人在惊恐和悲伤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之中。杨宇霆死时，长子杨春元还在德国留学，次子杨燮元也在日本读书，唯有最小的儿子杨茂元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并为父亲守孝。

　　杨光曾在公馆中见过杨宇霆大夫人王秀怡几面，“老太太出身法库农村，苦日子过来的，懂得节俭，家里的两个厨师做菜不节省，有时会浪费，老太太都是要骂的，她还在家里备了一个大缸，所有的剩菜剩饭都要倒进去，用来喂猪，家里的佣人总背地里议论她吝啬。”

　　杨光的印象中，杨宇霆的长子杨春元为人和善，却沉默寡言，“他很少出门，不太喜欢交际，靠着家里留下一些产业，一辈子没出去工作，每天固定做的事就是在屋子里读书看报，有时我跑到他的房门前，佣人们就警告我说，小点声，千万不要打扰大爷读书。”杨宇霆的死让杨春元一辈子远离政治，据资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有意邀请杨春元出来做事，杨春元严词拒绝。解放后，周总理认真调查杨宇霆之死后，两次派秘书恳请杨春元出来工作，均被其婉言谢绝。1952年，杨春元病逝于北京。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杨春元的长子、杨宇霆的长孙杨福全终日闭门不见人，为人非常自闭，“他那个时候看见我们也不说话，整日都很严肃，每次吃饭时，他从不和家人一起吃，佣人随便帮他夹几个菜，他就躲在自己的房间吃。”杨光回忆。文革爆发后，为了避四旧之嫌，杨福全改名杨大全，杨光趁着去北京参加串联的机会，逐一拜访亲友，“那时见到杨福全，大哥完全是变了一个人，没了一点少爷架子，对我非常热情，还亲自下厨给我做了许多菜，吃完饭聊天，我开他玩笑，‘小时候怕死你了，现在你变化这么大，看来还是共产党把你改造了!’大哥笑着感慨说，是啊，新社会把每一个人都改变了。”

　　因为父亲被杀，杨宇霆次子杨燮元辍学归国，受此事影响，杨燮元精神失常，1944年便离开人世，时年33岁，一辈子没有子女。

　　最小的儿子杨茂元六岁时曾在杨宇霆的主持下，与蒙古达尔罕亲王的九小姐订婚，但随着杨宇霆的死，九小姐与杨燮元解除婚约。杨燮元后来去北京参加工作，一直在一家化工厂担任司机，1988年去世。

　　“家里的那时还住着杨宇霆在私塾的启蒙老师高先生，杨宇霆一生对他非常尊重，为其养老，解放前，高老先生也去世了。”杨光说。

　　1948年，杨家迁往北京

　　杨宇霆生前不只拥有小河沿公馆这一处房产，据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赏给杨宇霆十万大洋，利用这十万赏银，杨宇霆买下了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孚郡王府。孚郡王府是道光皇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譓的王府，北京人俗称为“九爷府”，规模甚为宏大，现在依然存在，由多家北京文化研究出版单位使用。当年杨宇霆每次去北京公务，都与三夫人入住九爷府，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由于担心沈阳时局，杨家人陆续迁往北京，住进九爷府。

　　“大伯带着一家子离开后，父亲护送他们去了北京，大哥杨福全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离开时，沈阳战事吃紧，交通拥挤，托了许多关系，最后才买到一张机票，离开了沈阳。”据杨光回忆，搬到北京初期，杨家依然阔绰，“父亲从北京回来，带来了许多学习用品，那时就已经有密码锁的书包，折叠文具盒，自动铅笔一次拿了15支，这些都是大伯家给的。”

　　大伯一家走后，杨光和自己的父母独守一个空荡荡的公馆，杨宇霆后世至此在沈阳只留下一个旁支。解放后，杨宇霆公馆被收归政府，杨光一家人搬离了老宅，最初住在公馆后面的平房里，后来又搬到了公馆旁边的一个大杂院内。“大伯撤走前，家里拿不走的东西都封在了地下室里，有没用过的缎子、鞋、皮大衣，都是很贵的东西，接管的人来了以后，这些封存的东西也都被没收了。”杨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