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余美颜死后的第六年，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己任的《玲珑》杂志仍刊出一则《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的消息，声称余美颜蹈海未死，已投身影业，与人合伙开拍电影公司，并将以女主角身份在广东拍摄《红粉骷髅》一片。(《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载《玲珑》杂志1934年10月31日，2221页。)

　　这样死而复生的香艳传闻，令人喋喋称奇之余，不仅慨叹一代奇女子的肉欲情念，不仅在生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身故之后数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艳情奇谈。余美颜作为民国第一欲女，生前种种离经叛道之言行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时代话题。身故之后，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娱乐市场的消费动力。

　　女子自杀在民国时期算不上新鲜事，上海市的自杀现象尤为严重。侯艳兴的研究发现，上海市仅在1934年一年中，自杀人数便高达2325人，也就是说，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时，上海便有一人自杀。而且自杀人数中，女性多过男性。从1929年开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女性自杀人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3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

　　这一时期的女子自杀的原因大抵可分为：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四大类，女子自杀多因家庭纠纷，男子自杀则多因为生计艰难。(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余美颜早已离家在外10来年，不可能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凭她的美艳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担心，更不可能是因为生计问题自杀。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龌龊大地，令一代欲女决绝赴死呢?

　　情窦初开

　　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

　　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