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据古勒山的地形特点部署兵力，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又令额亦都以百余骑兵佯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对人心不一的九部联军进行掩杀，大获全胜。只此一战斩杀叶赫贝勒布斋及兵士4000余，俘虏乌拉贝勒布占泰，缴获战马3000余、蹬甲1000余，并重创叶赫部，改写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实力对比。

　　在征战中，努尔哈赤屡施奇谋变诈之术，“审机宜，决进退”，以达到“不劳己，不顿兵”的目的，同一时期的明人评价其“狡黠异常”、“用计最诡”。他还曾多次对子弟及臣属表示：“夫不劳兵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

　　身先士卒，勇武坚毅

　　虽然智取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但在作战中完全依靠以智取胜是不现实的，在冷兵器时代，强攻还是获得胜利的基本手段。而在强攻的过程中，主帅的意志和偶像作用有时会对士兵的战斗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有人说努尔哈赤“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这显然是无视了他在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视如养子”的经历(1574—1582年)。

　　从某种角度而言，努尔哈赤算得上是一名职业军人，诚如他在晚年时回忆所说：“我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身先士卒中，努尔哈赤凭借自身的勇武与坚毅赢得了“巴图鲁”(baturu，意为“英雄”、“勇士”)的殊荣，也奠定了自己在尚武好战、崇敬英雄的部族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崇高地位。

　　万历十二年(1584年)征栋鄂部，酋长阿海巴颜“聚兵四百据城以待”，努尔哈赤纵火焚城楼及村中庐舍，又亲自率领12人伏于浓烟中，趁城内以为敌兵已退出城观望之机，“突出击之，斩四人，获甲二副”。

　　在攻打翁科洛城时他又亲自“登房，跨脊上射城內之人”，不料身中两箭流血不止，众人欲上前扶他时，却被他制止：“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待我从容自下。”结果因伤势过重几次陷入昏迷，直至“次日未时其血方止”。次年二月，努尔哈赤率75人攻打界番寨遇敌400余，在兰岗之野展开战斗，他又单骑迎敌，“奋力一刀挥讷申肩背为两段，随转身射巴穆尼于马下”。

　　类似的记述在《满洲实录》中还有“太祖四骑败八百兵”、“太祖独战四十人”、“太祖善射救旺善”、“太祖富尔佳齐大战”等等，记录了努尔哈赤“开创艰难自大东”的种种历程。当勇武的领袖遇到善战的兵士，战斗力便自然地得到激发。据学者考证，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两次征乌拉时，仅在乌拉城下便损兵115人，但“诸王臣军士皆奋勇冲击”、“两军之矢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八旗兵士气之盛，可见一斑，连驻守辽东的明军将领也不得不称赞说：“其来如骤雨，去如飘风。”

　　四两拨千斤的谍战运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直被奉为用兵圭臬。《孙子兵法·用间篇》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依靠间谍来获取敌方的情报，而善于进行谍战正是努尔哈赤用兵的另一特征。

　　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曾派出大量哨骑频繁往返于明边之间，收集情报并第一时间传递回后金，以致明军还未出动就已泄露师期。山西道御史冯嘉会事后奏言：“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三路败衂职此之咎。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在得到明军准确动向后，努尔哈赤又接受了降将李永芳的建议，采用“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仅用四天时间便取得了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