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吴见思对《穰侯列传》曾作过如下评论：“穰侯事大都备于《范睢传》，此只用点次法，以须贾说词及苏代书词，两篇出色，前后以简略相配，以成章法。”(《史记论文》)从该传的章法特点看，吴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明太史公何以不惜篇幅插入这两大段说词和书词，而这恰恰是太史公行文的周到、细密之处。

　　其实引入大段的说词和书词旨在说明处于飞黄腾达时期的穰侯已经露出了垮台的肇端。须贾已经看到穰侯一味经营陶邑的用心，所以劝穰侯不可围攻大梁，否则“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苏代的书词则正是后来范睢“一夫开说”的注脚。因此，这两段说词和书词在传文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表达传旨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穰侯魏冉为首的四贵的专权极大限制了秦昭襄王的权力，魏国人范雎逃亡至秦国后，向秦王点出了天下人只知秦国有太后和四贵，不知有秦王的局面。范雎作为客卿向秦昭王建议，收回五人的权力，以免造成像赵国李兑那样弑君篡国的祸乱。于是秦昭襄王废宣太后，将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高陵君嬴悝、泾阳君嬴巿等四贵驱逐出秦国。

　　四贵成也宣太后，废也宣太后。一手培植出了四贵，这是宣太后人生的大败笔，这才是后世之人应从宣太后执政40多年中吸取的深刻教训，外戚干政，尾大不掉，四贵富可敌国，显然与与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王着眼于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从而延缓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秦昭襄王逐步取代其母宣太后执政是可以通过文字资料进行合理推定的，试想想如果没有宣太后的默许，位高权重的穰候四贵们能轻易被解决吗?宣太后为什么会默许秦昭襄王的杀亲行为?因为宣太后是个真正的政治家，为了大秦，没有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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