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如何在受到宫刑后写出史记的(2)

  唐代文人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在他看来司马迁的文学风格是“雄深雅健”。韩愈也曾说过“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表现出韩愈对司马迁的崇敬。宋元时期,马存和郑樵也先后对司马迁发出赞叹,其中马存主要是赞叹了司马迁的壮游,他说司马迁“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因此司马迁的文笔或奔放浩荡,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学家郑樵则认为“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司马迁的评价之高。

  明清时期的金圣叹、钱谦益、章学诚、赵翼和梁启超都先后对司马迁作出评价,其中金圣叹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知己,他对《史记》的探讨独树一帜。赵翼称司马迁为“史家之极则”。而梁启超则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并对《史记》做出极高评价,并说“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到了近代,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也提到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郭沫若更是赞赏司马迁的才华,他曾为司马迁祠题写碑文,写道“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而翦伯赞更是认为司马迁是我国史学的开山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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