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从谏如流”，鼓励臣下大胆进言，罢免天顺朝时代4000多名借“复辟”获得权位的昏官庸官，“勤政”方面更是兢兢业业，但凡是启用的大臣，皆推心置腹，信任有加。

　　正因如此，虽几经反复，大藤峡和荆襄流民叛乱相继被平定，盘踞河套草原的鞑靼部落也一度被逐出，明王朝在湖广一带正式建府，设立衙门开垦土地，既增加国家税收又缓解流民问题。起初内外交困的“困难期”，终于平安度过。

　　但渐渐的朱见深却“三分钟热度”，反而屡屡作出令朝臣深感不可思议的事情，先是天顺八年(1466年)一月，没收了天顺朝时代罪臣的土地后，即开设“皇庄”，虽然御史齐庄等人上奏章批评这是“与民争利”，但“皇庄”这个为明朝土地兼并起到“带头”作用的机构，从此开始了膨胀。

　　接着几天后，提升思礼监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大臣，“传奉官”之祸即由此开始。

　　八月二十二日，仅因新册立的吴皇后责打了万贵妃，竟一怒之下将吴皇后废黜，连带着将支持吴皇后的托孤太监牛玉等人流放，造成政坛地震。这之后，随着大明朝政局的日益平稳，朱见深开始荒废国事，沉迷于修道，炼丹，念经等“宗教事务”，更大兴土木兴建各类道观寺庙，耗费国家钱财无数。万贵妃把持后宫，且与万安，刘吉等大臣勾结，排斥异己。

　　如僧人继晓，道士李孜省等“传奉官”窃据官位，仰仗朱见深的信任横行霸道。太监汪直专权，设立西厂，不但监视百官，更制造冤案，多次草菅人命。大批太监受命外出“采办”，大肆勒索地方敲诈百姓，导致民不聊生。

　　而随着李贤，彭时等内阁重臣的去世，如万安，刘吉等尸位素餐的昏官入主内阁，在朱见深“怠工”的情况下，出现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景象。国家大局，在经过短暂的“勃兴”后，重又江河日下。

　　当然，在这个“转变”里，朱见深也同样保持了一些“美德”，比如他的“宽容”，做太子的时候就很宽容，朱祁镇复辟后，因深恨弟弟朱祁钰八年来对自己的“迫害”，一度想让朱祁钰的遗孀汪氏殉葬。还是太子的朱见深却苦苦哀求，终保下了婶婶的性命。

　　后来即位登基后，在位二十三年，许多忠直大臣都曾犯言直谏，直斥朝政乃至朱见深本人的种种弊病，无论措辞多么“难听”，朱见深却大多能忍受，更未因此杀害过一个大臣。虽然他也从不接受意见，却全无朱元璋，朱棣等人的残暴。

　　他的专情更为人所称道，对年长他十九岁，早在太子时代就与他相依为命的万贵妃，一生宠爱有加，即使在万贵妃年老色衰后也不离不弃，可称是“模范丈夫”。

　　但透过这些“宽容”“专情”再往深里看，大藤峡叛乱以及荆襄起义的奏报送到京城时，朱见深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龙颜大怒，相反却是当着满朝文武，重重的“唉”了一声。

　　太监梁芳趁替朱见深管账时中饱私囊，后被朱见深发觉却百般狡辩，朱见深气愤异常，却还是跺跺脚愤然离开，并未对梁芳有任何“治罪”。甚至在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询问他为什么宠爱年长自己十九岁的万贵妃时，朱见深的回答却是：“有她在身边，我就觉得心里安宁。”(彼抚慰，吾心安)

　　此情此景，也恰恰印证了明史学家孟森的评语----------——“明宪宗一生都是一个怯懦的人，无论面对朝政还是面对宫廷，无论是他对待直臣的“宽容”态度，还是他在位时期的怠政，以及他对于万贵妃和诸太监的放纵，都印证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品质：怯懦。”

　　恰恰是在明宪宗的这种“怯懦”下，万贵妃在后宫气焰熏天，刘吉，万安，刘诩，彭华等阁老们“行政不作为”，六部堂官们得过且过，汪直，尚铭，梁芳等宦官们权倾朝野，横行无忌。可也恰恰是明宪宗的“怯懦”，诸多直臣敢于上表抨击，留下千古直名，地方能臣们同样放开手脚，做出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