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明兵士虽盛，可积弊已久。军队内部山头主义严重，洪承畴虽然名义上统领八位总兵，而真正能够得心应手的，只有自己从陕西战场带来的嫡系部队。辽东军队自袁崇焕死后，便逐渐不听调唤，明廷只能以重金维系。其他边防军队对辽东事务也不熟悉，洪承畴本人也未与后金交锋，对后金的作战方式和军事实力没有直观的经验，边防事务也要依赖辽东军队，洪的处境相当尴尬。

　　同时明廷常设监军一职，多为皇上亲近之人，不是宦官，便是不懂军事的兵部文官。洪承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时间缓冲，无法全面深入熟悉辽东形势和后金战力，也没有机会磨合各部矛盾，又常受制于监军。明军在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且相当致命的形势下，贸然与金军决战，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崇祯十四年四月，明军于乳峰山初战金军，进展顺利。洪承畴初战金军，不敢冒进，入驻宁远，兵部尚书陈新甲和监军张若麒多番催促其“刻期进兵”。洪承畴不仅精通军事谋略，更是侵浸官场多年，谋略深邃，颇负权术，深知监军代表着皇上，为求个人安危得失，向陈新甲、张若麒屈服，军队指挥权落到张若麒这个不懂军事的意气书生手中。

　　这也反映出洪承畴非常在意个人利益，其日后投降后金也就是情理之中。这样的个人心计盘算在明末十分常见。本来军中各部均有心机，将不由帅，而此时最高统帅权飘忽不定，明军内部更加混乱了。随后的贸然出击正入后金军“围城打援”的圈套之中。

　　七月，明军在宁远誓师，开赴锦州城南。皇太极闻信急援，昼夜兼行500余里，分军驻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就地挖壕，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断绝松山要路。

　　明军此时正逢内部发生分歧，各部并未同心协力作战，与后金军两战不利，形成相持。然而皇太极终究棋高一着，后金军趁着涨潮夺取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

　　粮草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军上下陷入更大的分歧。洪承畴主张就此与后金军决一死战，可是各部总兵基于明军与后金作战多为败绩，惧于金军实力，此时粮草被夺，决战胜算太小。若胜必为惨胜，各部损失过大，若败能够完整的带领部队撤出，朝廷就不会追究太大的责任，甚至可能还会奖赏。

　　总兵们各有心思，都主张撤退。最终决议清晨突围，可大同总兵王朴惧怕突围不成，当夜率部趁夜逃跑。这一举动顿时惊动其他各部，结果明军“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黑夜中陷入混乱和恐慌，将士散乱。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及其他总兵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此时人马损失不多，但各部散乱，被金军分别围困在各地，已失去与金军决战的实力。

　　崇祯十五年一月，明廷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援赴松山，可是“皆敛兵不敢出”。洪承畴多次派军突围，都被击溃。听闻援军将至，派军六千夜袭不成，援军逡巡而不敢进。洪承畴困于松山半年之久。副将夏承德暗中投靠后金军并作内应。

　　二月，金军破城，洪承畴被俘。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三月，锦州守将祖大寿走出内城，投降后金。至此，历时两年之余的松锦会战以明军大败告终。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精心构筑多年，历经孙承宗、袁崇焕督师的关锦宁防御体系完全崩溃，此后明朝再也无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洪承畴也迎来了其人生的最后悲剧阶段。

　　洪承畴降清经历了一个较为长久的挣扎，其最终的决定也令数百年史学研究者困惑不已，我想站在一个人的角度，通过洪前后所作所来为，分析其内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