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关键词

 

　　主角：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又称公孙鞅、卫鞅，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为秦国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法律制度，史称“商鞅变法”。

 

　　案件“错”点：商鞅变法使秦后历代建立了高度独裁的中央集权统治，但严刑峻法压迫下的人民失去了自由，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屡屡起义，商鞅本人也作法自毙，成为变法的牺牲品。

 

　　弃魏投秦

 

　　商鞅早年是魏国相国公叔座的家臣。公叔座很赏识商鞅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提拔他时，公叔座就生了重病。魏惠王去看公叔座，公叔座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希望您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惠王不以为然。公叔座见魏惠王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就又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必须把他杀了，一定不能让他出境。”

 

　　惠王离开后，公叔座觉得很对不起商鞅，便告诉了商鞅他与惠王的对话。商鞅不以为然地说：“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所以，商鞅没有马上逃走。公叔座死后，正如商鞅所预料的，魏王没有任用或杀死商鞅，也没有阻止商鞅出境。

 

　　公元前362年，秦国秦孝公继位。秦国地处偏僻，贫困积弱，国势多艰，被天下诸侯视为落后国家。秦孝公即位后颁布“求贤令”，征求富国强兵之策，允诺宾客和群臣，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谁就可以做高官、分封土地。

 

　　商鞅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投奔了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四次得到孝公召见。前三次，商鞅想劝说秦孝公建立传说中很人性化、理想化的国家制度，但是，秦孝公昏昏欲睡。第四次会见时，商鞅完全迎合秦孝公的想法，为秦国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主要作用是对内加强专制集权，采取严酷统治，迅速扩大君主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称霸各国。

 

　　变法立威

 

　　商鞅制定的法律非常严厉刻薄，增加了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等刑罚，还规定了举报制度和连坐之法，鼓励民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获得官府奖赏，而知情不报者则连坐。他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人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犯罪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犯罪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犯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

 

　　新法准备就绪后，商鞅恐怕百姓不相信，让人在国都市场南门竖起一根木头，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会获得十金的奖赏”。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他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把木头搬走了，商鞅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新法在民间施行了一年，秦国很多老百姓说新法不好。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依法应当处罚太子。但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从此，秦国人都遵守新法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取得预期的效果，秦国成为一个君主高度集权统治、法律严酷的国家，路上无人敢拾取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好的一些人又说新法好。但商鞅并不领情，反而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

 

　　商鞅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讲信义的特点。公元前340年，商鞅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军迎战。公子卬原是商鞅在魏国时的朋友。两军对峙，商鞅派人给公子卬送信，邀请他共饮叙旧，并商讨撤兵盟约。公子卬对友情毫不怀疑，欣然前来和商鞅见面喝酒。商鞅埋伏的士兵突然袭击，扣押了公子卬，并趁机大破魏军。商鞅为秦国立下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15个邑，从此他又被称为商君。

 

　　作法自毙

 

　　商鞅在秦国执政21年，深得秦孝公赏识，不仅有了封地，而且担任了秦国的国相。但他不为百姓造福，而是大规模地营建宫阙，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秦国很多贵族宗室和百姓都怨恨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商鞅一出门，后边就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他离开这些警卫自己不敢出门。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继承了王位。当初因太子犯法而被商鞅判处刑罚的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派人来抓捕商鞅。商鞅为了逃避打击，打算逃亡国外。当他走到秦国的边境时，想找一间旅店住宿。旅店老板不知他是谁，要他出示身份证件。根据商鞅制定的法律，旅店不得留宿无证件的客人，否则要从重治罪。商鞅因为是私自出逃，没有官府出具的身份证明，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商鞅自己也尝到了酷法的后果。

 

　　后来，商鞅还是设法逃到魏国。但魏国人恨商鞅当年不讲信义扣押魏国的大将公子卬，不仅不收留他，反而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再回到秦国后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发动邑中的士兵和他的部属起兵谋求生路。秦国出兵攻打商鞅，将他杀死在逃跑的路上。商鞅死后又被秦王处“车裂之刑”，他的家族人员全部被杀。

 

　　博古

 

　　商鞅虽死，但他的新法并没有废除，继续在秦国建设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但秦国的法律极为残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仅十几年，秦王朝就在民众起义的浪潮中被推翻。

 

　　商鞅变法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于中国版图和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历代封建王朝基本沿袭了秦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搞个人独裁，靠严刑峻法压迫人民，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得不到保障，历朝历代屡屡暴发农民起义。然而，当旧朝代结束、新朝代开始后，统治者终渐走上独裁老路，总也跳不出历史的周期率。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最为沉重的篇章。

 

　　商鞅自己以及历代统治者在实行严刑峻法时，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欲望，但最后他们自己或其子孙也成为独裁统治的牺牲品，被自己人杀害或被人民推翻。

 

　　历史上对商鞅变法及其个人评价很多，有赞扬也有谴责。他迎合君主的个人意愿，帮助秦国成为军事大国。但从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权利的角度看，商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他作法自毙的下场非但不可同情，更应当引为千古教训。

 

　　通今

 

　　建立强大的国家和保障个人的利益并不矛盾，唯一的道路是建立法治社会。建立法治和商鞅变法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倡导人人平等，保护的是每一个人；后者强化个人独裁，建立的是个人绝对统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商鞅生活的年代里人们不可能具有法治意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商鞅死后两千多年，公元1948年，联合国制定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