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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国时期,魏国为何要迁都大梁?是因为害怕秦国吗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论剑历史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并不全是因为秦国,更谈不上害怕,更多是为了便于统治魏国的东部地区,同时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从而维持和巩固魏国的中原霸主地位。
毕竟魏国旧都安邑在魏国西部,距离东部和中原地区的中心较远,并且从安邑通往东部多山林丘壑,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不利于魏国对东部地区的统治,魏国也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
其次魏国的上党地区若是被韩国或是赵国攻占,魏国的西部和东部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而旧都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一带)也会处于秦、韩、赵三国包围之中,魏国将会陷入被动不利的形势,因此到了战国中后期,安邑已经不再适合做魏国的国都。
于是在公元前364年夏,魏惠王将都城从魏国西部的安邑,迁到了靠近中原中心的东部大梁城,魏国也因此被称为“梁国”。
魏国迁都时间是关键之处
至于魏国迁都是不是因为害怕秦国,关键之处在于魏国的迁都时间。原因是魏国具体的迁都时间在史料记载中存在争议,而不同的迁都时间,结果也会不同。
如果魏国是在强盛时期迁都,那么就不是因害怕秦国而迁都,毕竟魏国是战国初期的中原霸主,而秦国不过是偏安西北一隅的老弱小国。若是魏国在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后,实力从根本上受到削弱,那么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强秦之锋芒。
因为那时秦国已经完成了商鞅变法,经济和军事都得到了发展和增强,并且国力日益增强,因此具体的迁都时间成为魏国是否因害怕秦国而迁都的关键之处。
魏国迁都时间
关于魏国迁都有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在《史记》中记载,魏国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迁都。这时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已经结束,秦、赵、齐三国又联合攻打魏国,魏国不敌,多次战败,因国都安邑和秦国靠近,魏惠王为了避强秦之锋芒,于是将国都迁到了魏国东部地区的大梁城。
《史记》记载:“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不过在《竹节纪年》中记载,魏惠王是在公元前364年(周显王四年)夏四月初三迁都到东部大梁(今河南开封)。
两个迁都时间相差了25年,在此期间,魏国先后经历了桂陵(公元前353年)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魏武卒精锐几乎损失殆尽,军事实力受到很大程度削弱,短期内难以恢复。周边的诸侯也不会再给魏国重新崛起的机会,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从头号强国沦为二流国家,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
按照《史记》中记载,魏国迁都主要是为了躲避秦国锋芒。那么魏惠王为何会害怕秦国呢?一是魏国实力受到削弱,二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富国强兵,不再是春秋末期的“老弱小国”。在此消彼长之下,衰落的魏国不得不忌惮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
秦国是在公元前359年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实行三年后,初见成效,秦孝公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正式实行第一次变法改革,此次变法中颁布了按军功赏赐爵位的“军功爵制”,并重农抑商,提高生产,强制分居,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为此增加了赋税和兵役来源,秦国因此实现了初步富足,军队战斗力也开始不断加强。
《史记》记载:“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经过第一次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便跃跃欲试,想要收复河西失地。在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附属国卫国,魏国出兵救援,大败赵军,进而又围攻赵都邯郸,秦孝公便趁魏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偷袭魏国,攻打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大败魏军,攻占了魏国少梁城。
次年,赵国向齐国求救,齐王就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发生了“桂陵之战”。孙膑也认为魏国国内空虚,于是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兵分两路,一路围攻魏都大梁城,另一路齐军埋伏在魏将庞涓救援大梁的必经之路桂陵进行伏袭,结果魏军大败,主将庞涓也被齐军生擒。
秦孝公便又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再次进攻魏国,直接攻占了魏国旧都安邑,之后又包围了固阳。不过秦国却忽视了魏国还是天下第一强国的事实,虽然秦国经历第一次商鞅变法后,国力有所提升,但军力与魏国还是有差距的。
在桂陵之战失败后,魏国经过半年的准备,与韩国军队组成联军在襄陵击败齐、宋、卫三国联军,打赢了“襄陵之战”,齐国一看苗头不对,就赶紧和魏国讲和。魏国通过此战挽回了桂陵之战的败局,维持了中原霸权。
接着魏惠王陆续与东方诸侯讲和结盟后,就调集军队向秦国发起了反击,直接夺回了安邑,并包围了固阳,这时秦国正准备进行第二次变法改革,秦孝公被迫在彤地讲和,归还之前所得魏地。
以此可见,魏国经历桂陵之战大败后,依然可以击败齐国,仍然是当时天下的头号强国,中原霸主。经历第一次商鞅变法的秦国虽然国力有所提升,但还不是魏国的对手,因此被腾出手来的魏国击败,被迫归还了攻占的所有魏地。
《史记》记载:“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直到经历马陵之战大败,魏国大部分魏武卒精锐损失殆尽,导致元气大伤,魏国才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沦为二流强国。此时秦国第二次商鞅变法也已完成,秦孝公便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大举攻魏,商鞅也因功被封商君,同时齐国和赵国也加强了对魏国的进攻。
《史记》记载:“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之后也就有了《史记》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迁都的一幕:魏国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大败后,实力被削弱,之后魏国军队又多次被秦、齐、赵等国击败,导致国内空虚,日渐消弱,魏惠王开始害怕,被迫割让河西地区部分土地向秦国讲和,并离开旧都安邑,迁都到魏国东部大梁。
魏国真的是因为害怕秦国才迁都吗?
这样来看,魏惠王确实是因为害怕秦国才迁都。不过其中却有很多疑点:
如果安邑是魏国的国都,秦孝公为何能轻而易举就能攻占了魏国都城安邑?
如果大梁不是魏国都城,为何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时,齐军两次进攻大梁,魏军都要撤军救援?
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为何秦军攻打安邑时,围攻赵都邯郸的魏军不撤军救援国都?
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为何秦军攻占安邑后,没有俘虏了魏惠王?
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为何秦军和齐军进攻魏国时,魏军撤兵回国救援的是大梁,而不是安邑?
关于这些疑问,其实只需将安邑和大梁的“位置”互换一下就都能解释:在秦孝公进攻魏国之前,魏惠王已经迁都大梁,因此齐军两次攻打大梁时,魏军都撤军回国救援,而安邑只不是魏国的旧都而已,因此并没有太多守军,才会被秦军攻占。
如果安邑是当时魏国的都城,魏惠王又怎么会坐视国都被秦军攻占,自己沦为秦国的阶下囚呢!虽然魏国在桂陵大败,但魏国仍然是当时的头号军事强国,“襄陵之战”就是例子,当时的秦国还不是魏国的对手。
《史记》记载:“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
另外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膑在桂陵、马陵之战中,两次采用“围魏救赵”战法进攻魏都大梁城,在外出征的庞涓才撤军回国救援。因此《史记》中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迁都大梁的时间并不可靠,《竹节纪年》中的记载才符合,魏惠王应该是即位六年时(公元前364年)迁都大梁的。
这时秦国处于秦献公执政时期,虽然经过秦献公的一系列改革,秦国改变了不断衰落的现状,但距离中原霸主魏国还有很大的距离。而给秦国变法改革的商鞅还在魏国相国公叔座府中担任中庶子,魏国还是当时天下头号军事强国,因此魏国迁都并不是因为惧怕秦国,更多是是为了战略需要。
结语:
在战国前期,魏国领土主要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河内(今河南北部、中部)一带,因此安邑成为魏国的早期都城。魏文侯时期任用李悝变法,魏国首先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后来随着魏国不断开疆拓土,主要疆域变为河南地区(魏武侯时占有了大梁地区),而安邑地处河东,不利于控制东方诸侯,稳固魏国霸业。
在魏惠王时期,魏国把齐国当作主要对手,魏惠王将国都从西部的安邑迁到了东部的大梁,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秦国,但更多是为了便于加强控制东方诸侯,以抵消齐国在淮、泗诸侯(比如宋国、鲁国都是泗上十二诸侯)中的影响,继续向东扩张压制齐国,从而巩固魏国中原霸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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