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黄州，直接原因是“乌台诗案”，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安石变法时的新旧党争。宋神宗在位时，曾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本就遭至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变法过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当等原因导致新法变质，进而引发了新旧党争，而苏轼正是因反对新法而遭到了排挤打压。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却就此引发新旧党争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仍旧一副繁荣景象，但内部却已经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变法改革的声音一度极为高涨，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进京述职时，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并未被宋仁宗采纳。

　　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开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将其提拔为江宁知府，但旋即便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并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遂采纳了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开始谋求改革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后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继颁布。

　　虽然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新法也的确有可取之处，然而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当，导致新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本是为了降低贫民负担，但由于强制农民借贷，加上利息偏高，结果不仅导致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导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贷而破产。

　　又如农田水利法，为了鼓励农业发展，增加政府税收，王安石鼓励百姓垦荒，并支持兴修水利，而且规定费可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但为了保证新法的推行，兴修水利的数量却最终变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兴修水利，反而极大加重了百姓负担。

　　变法本就会遭至守旧派的强力反对，再加上变法逐渐演变成弊政，更是导致反对派势力大涨。虽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对派中同样是人才济济，例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为了新法的持续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无疑要对反对派大肆打压，结果就此引发新旧党争。

　　苏轼饱受排挤调往地方，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作为反对新法的一员，苏轼在新法派占主导的朝堂上饱受排挤，自觉无法在朝堂立足的他，无奈申请调往地方，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后相继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由于在地方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然而由于当时新法派势大，在根本无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作为诗人的苏轼，便不免通过吟诗作词来对新法弊端进行批判和讽刺。

　　平日里讽刺一番倒也罢了，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同样堪称牢骚满腹，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头上。

　　为了彻底打压反对派，新党更是对苏轼往日诗作进行潜心研究，从中挑出大量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要知道，王安石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时便已经被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变法已经成为了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于是，在新法派的一番牵强附会之下，朝中迅速形成了一片倒苏之声。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台严加审查。元丰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苏轼诗案审理情况，不仅苏轼暗讽朝廷之事被坐实。

　　而除了苏轼本人之外，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收藏苏轼诗词的大臣名士也被牵连其中，这些人毫无疑问大多都是反对派。为了彻底击溃反对派，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后来，在朝中大臣和王安石本人的求情下，苏轼这才得以免死，但却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而驸马王诜则因与苏轼交往过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王巩则被发配西南，苏辙也被牵连，被贬为筠州酒监。张平方、司马光、范镇等人则各被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