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土皇帝”，是指盘踞一方的军阀或土豪劣绅，亦泛指称霸一方的坏人。西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急剧扩张，藐视国法，在地方也做起了“土皇帝”。

　　在济南颇有恶名的瞷氏，仰仗着家中财力雄厚，人丁旺盛，经常与朝廷唱反调。由于，当时朝廷并未针对豪强地主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地方官对此毫无办法。为了解决豪强藐视中央，为祸地方的情况，汉景帝派拜郅前往济南担任太守，对这块豪强问题的“重灾区”进行整治。

　　拜郅上任的第一天，就带人查抄了瞷家，并将该家族的首恶一举诛杀，树立了朝廷的威信。此后，瞷氏再也不敢对抗朝廷，“余皆股栗”。郅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济南的豪强问题，在全国引发轰动，附近的太守都以郅都为榜样，在各地扑杀豪强势力。

　　看起来，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实则不然。

　　郅都虽然打压了地方武装，但是，却给官场开了个坏头。后来，那些以郅都为榜样的官员，都开始效仿郅都的作风，以至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渐演变为“酷吏”，杀伐无数。

　　由郅都而衍生出的“酷吏”主要有以下几种特点：

　　首先，是清正廉洁，根据正史的记载，被奉为“古今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就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他从不接受贿赂，哪怕是亲戚朋友的请托也一概回绝。后来的酷吏董宣也是如此，在他去世后，葬礼十分潦草，只有及斛大麦随葬。

　　其次，汉朝的“酷吏”一视同仁，对所有人一概用重典。对不服从管制的，不论是高官还是贵族，丝毫不留情面，以至于，连宗室子弟都不得不对酷吏敬畏三分。

　　当时，公主的奴仆因杀人，受到了公主的窝藏，董宣收到消息后，挡在大路上，趁着公主带罪犯出行之时，当着公主的面将罪犯格杀。之后，公主哭哭啼啼地找皇帝告状，皇帝也不好为难董宣，只是让他向公主赔礼认错。谁知，董宣根本不就范，坚决不肯向公主低头。

　　汉朝酷吏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在职涯中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们的人生大多以悲剧收场。前文中我们提到的郅都，因为冒犯了藩王踢到了铁板，太后下懿旨要将郅都诛杀，连皇帝都保不住。王温舒比前者死的更惨，因为得罪了同僚，被人弹劾，皇帝灭了王氏满门，牵连五族。

　　纵观汉朝时期的酷吏执法，再来分析其得失。这些酷吏一生杀人过多，手中人命无数，他们的下场自然不值得同情和可怜。不过，他们的操守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才会为他们立传。汉朝以后，很少会看到酷吏的身影，就算出现了酷吏，也属个别现象。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像汉朝酷吏一样，将职业生涯中能得罪的人得罪个遍，最后，还潦草收场，博不到好名声，谁会做这种没有回报的傻事呢?

　　当然，这也只是最初意义上的酷吏消失了，另一类“酷吏”却悄然崛起。

　　与前者一样，他们同样冷酷无情，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前辈”们的初心，徇私枉法，且开始针对不属一个利益集团的其他官吏。在历朝历代，我们都能看到这种酷吏的影子。

　　他们在官场上为人处事圆滑，风格极其势利，在面对政敌和百姓时，他们往往会拿出“秉公办事”的一面，处处刁难，有时还会挑战法律的底线。若了解到汉朝酷吏的为人，或许我们会对其保有几分好感。那么，史料中后来出现的新型“酷吏”，则只会给人留下憎恶。

　　例如，清朝时期的《老残游记》中，就出现了这种新型“酷吏”——玉大人。玉大人对治下百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发明了一种叫“站笼”的刑罚，就是让犯人站在特殊的笼子里，笼子顶部卡住犯人的脖子，将其双腿悬空。这样站上一个晚上，普通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其实，“玉大人”虽然是个艺术形象，但现实里却有他的原型，也就是山东曹州知府：毓贤。这位酷吏在任不满一年，被以“站笼”酷刑处死的无辜百姓就超过了两千人。之后，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拳民可用，获准面见慈禧太后，1900年被再次起用为山西巡抚。

　　到了1900年7月9日，他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妇孺皆不免。不但如此，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更可怕的是，像毓贤这样的恶魔，在官场还颇有美誉。这也难怪，当地的老百姓都在暗地里说：“活在这样一个清官治下，还不如受贪官盘剥呢，至少，贪官要的是钱，而酷吏要的是命。”如今，我们应该庆幸的是，这些旧账簿早已翻篇，我们活在一个讲究“公民意识”的年代，酷吏早已失去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