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轮台诏》是田余庆先生于198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由此文引发的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继2014年底辛德勇教授在《清华大学学报》撰长文后，相继有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刘大木《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载《新京报》2016年3月5日)、胡文辉《制造司马光》(载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几篇文章进一步展开争论。近期《清华大学学报》又刊载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及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勇的《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两篇文章篇幅都长达两万余字。至此关于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的讨论可谓达到小高潮。

　　综观这些争论，往往各持一方，如刘大木文赞同辛说，李浩、胡文辉、成祖明文则赞同田说。相比上述诸文的鲜明立场，杨勇的论文虽赞同辛说，但对田说也未完全否定。在其文章中，杨勇对《轮台诏》颁行及武帝去世后的历史，尤其盐铁会议及霍光主政时代特别进行了考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如何，是否有“守文”的转向?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转向又是如何实现的?近日，澎湃新闻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杨勇。澎湃新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常被视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统治思想的一个标志。但在您看来，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尊儒的皇帝。儒学在武帝朝的地位实际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