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网络配图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

　　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