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是与兄弟的人心战，与此同时，朱棣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在这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四月初四，朱棣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朱高煦的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的誓言却成空，朱高煦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进行。

　　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朱棣将朱高煦封地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朱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干的态势，帝国隐隐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朱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朱高煦如果真能低调去云南默默耕耘，倒显得孺子可为，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叫劲的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仍然拒绝就封。父子间的过招进入了新阶段—朱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汉王朱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朱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动。他私自招兵3000，精选自己的护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他甚至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朱高煦竟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至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狂妄的朱高煦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将朱高煦废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3000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朱高煦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再有觑觎者和蠢蠢欲动者。他是这个帝国最孤独的那个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但只有在这样的远近对比和间隔当中，朱棣才能感受到安全。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为。当永乐权力场成为朱棣一个人的舞台之后，他开始倾情出演，演绎一出属于他的帝王戏。

　　毫无疑问，朱棣的演出充满立体感。因为他总能从A面不动声色地跳跃到B面，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起来。他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钵传人，却更是法家治术的强硬实践者。在术与道之间，朱棣跳得出来，又能钻得进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还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爱人，但在杀伐决断上，朱棣并不亚于其父朱元璋。朱棣这个精通方圆、软硬、真伪、善恶两极变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国家和民众。他应该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只是欠缺了边界或者说底线而已。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永乐年间的层层迷雾，看看朱棣是怎样一个形象—第一印象显然很好，这个人侃侃而谈，似乎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仁者。

　　永乐元年九月初一，明成祖朱棣发表谈话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创业难，守成不易。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这是其论创业守成之道。

　　永乐七年正月初三，朱棣告诫来京述职的1500多名地方官说：“君国之道，以民为本。因此设官分职，简贤用能，目的在于安民。为臣者若能体其君爱民之心，付诸行动，天下之民即可得其所。”这是朱棣论治国安民之道的精彩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