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叁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叁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叁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叁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叁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11)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