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众多的青年爱国者愤愤站起来救国，但是每个人的救国行动都不一样，有的驰骋沙场杀敌，有的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无名无姓，默默付出。有的成为杀手，专门去刺杀那些头目。下面来看看谁是民国第一杀手。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叁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这些暗杀背后所隐匿的军阀、政客私利，爱国青年们却并不了解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