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朝贡赐授关系，意义不限于物质上的交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治上的修好。官方贸易由于并非每年进行;进行这种贸易的地区，又只限于菲律宾某些极小的局部，如一个或几个小国。另外，双方所交换的方物、赐授物数量有限，项目又仅限于统治阶级所追求的奢侈品，如贡物是带枝、丁香、丁香母、白龙脑、玳瑁、红鹦鹉，甚至还有“昆仑奴”;赐授物是冠带、衣服、器币、缗钱、仪仗、鞍马、铠甲、文绮、绒锦、纶丝、纱罗、彩帛、金织袭衣、麒麟衣等。

　　元明两代，海上贸易由朝廷垄断，构成中菲贸易主要部分的民间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明朝政府为垄断对外贸易，为防止劳动人民利用出海之便，聚众反抗，而厉行禁海政策。嘉靖年间，因倭寇之患日渐严重，兼以葡萄牙人及沿海大姓与之勾结，使东南海防日益恶化，海禁进一步加强，甚至最后罢市舶司，关闭海外贸易大门，连渔民出海捕鱼也遭禁止的地步，海外贸易更受到严重摧残。因此，元明时中菲贸易情况见于中国史籍者不多。

　　但民间贸易以走私的形式，甚至是武装走私，冲破官方的垄断和封锁，一定程度上还继续进行。因为这种贸易是以走私的“非法”方式进行的。

　　1521年，麦哲伦在霍蒙洪岛看到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看到中国的陶罐，在宿务看到中国制造的描花漆碗和丝头巾。他的同伴在一些地方看到中国的瓷盘、铜锣、用金线和丝织成的织物。他们还记述了南部群岛土人所使用的铜钱：中间有一个方洞，一面铸有四个中国文字，表示中国皇帝的年号。

　　古代菲律宾人使用的犁耕方法仍然是从中国传来的，华船带来了水牛和犁，华侨亦带来了犁耕技术，改变了菲律宾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情况，直到19世纪菲律宾农民仍然使用有柄而没有犁头铁的中国式犁。

　　水车、水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同样是由华侨传人在菲律宾农村广泛使用。菲律宾人还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榨蔗取糖和嫁接果树等方法，以后内格罗斯岛成为菲律宾重要产糖区，而后荔枝等水果品种传入菲律宾，均因此得益。手工业方面的金工、木工、珠宝加工等技术都由中国传人了整套的工具和操作方法。传自中国的还有冶金、火药制造以及陶瓷制作等。

　　中菲间的政治交往，有文字可考者，也是始自宋代。据《宋史》卷七、卷八及《宋会要辑稿》中的《占城、蒲端》、《历代朝贡》两目所载，11世纪初，棉兰老岛东北部的蒲端国频繁遣使来华。

　　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九月，蒲端王其陵遣使李钜罕、副使加弥难来华“贡方物及红鹦鹉”。次年正月，真宗在上元节夜邀蒲端使“观灯、宴饮，仍赐缗钱”;同年五月，其陵再遣李钜罕来贡方物。

　　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其陵又遣已絮汉等贡玳瑁、龙脑、带枝、丁香、丁香母及方物;真宗则赐冠带、衣服、器币、缗钱及杂彩小旗等。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蒲端国王悉离琶大遐至遣使李于燮进金版镌表，献丁香、白龙脑、玳瑁、红鹦鹉及“昆仑奴”。当时，真宗正在祭祀汾阴后土，命李于燮至祭祀处朝觐，以示重视。及后，真宗“诏以李于燮为怀化将军”，还按后者之奏，赐予旗帜、铠甲，以满足他“以耀远方”的要求。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蒲端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关系是很密切的。

　　宋时中国与菲律宾的政治交往还仅限于离中国较远的棉兰老岛部分地区，离中国较近的吕宋岛反而未见同中国有政治关系，根据《宋史》所记往麻逸国、蒲端国的路程，都以占城(越南中部)为起点计程。由此可知，当时中菲间的交往，是经由西线进行的，而不是像后来明代那样，由福建的港口发航，经巴布延群岛、巴坦群岛、吕宋西海岸而至菲律宾中、南部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