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当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北京的时候，中国人的心气儿是很高的。那时候，内战已经基本结束，货币尚未开始贬值，新修的铁路贯通了南北，民族的工业蒸蒸日上，各大城市都焕发出自民元以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农村——农村破产，农业萧条，农民种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糊口。但这都是被国外农业和国际市场冲击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虐待农民。更何况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被拴在土地上，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进城务工，可以携家带口去任何一个大都市自谋生路，落地生根，无需介绍信和暂住证。所以那时候进城务工的农民相当多， 特别是在江浙地区，六成以上的农民都进了城，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农民之所以进城，是因为农业收入太低。农民进城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是拉洋车还是捡破烂，无论是进厂上班还是去码头当苦力，收入都比种地高，活得都比在乡下好，但是跟城里人仍然没法比。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记账式调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块大洋，而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的工钱。双方的居住条件差别更明显：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济也能在大杂院或者多层公寓里租一间小房住;农民呢?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那就要跟同乡们联手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

　　奇怪的是，虽然农民收入低，住得差，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因为他们的消费层次本来就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只要不染上赌瘾，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活得志得意满，乐不思蜀。与此同时，市民却总是感觉到钱不够花，日子过不下去，活得越来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个民国白领的家庭账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

　　这位白领念过大学，在某公司做中等职员，月薪高达50块大洋。

　　严格讲，每月50块大洋不算高薪，因为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到600块大洋之间，知名作家如鲁迅、茅盾、张爱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几百块大洋的进账。不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月薪50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绸缎庄高级账房的收入——月薪仅10块大洋;鲁迅小说《祝福》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佣，一年工钱才12块大洋;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北京拉洋车，吃最便宜的大饼，住房不要钱(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里)，从不赌钱，从不嫖妓，从不花钱看病，结果呢?“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用三年时间才挣够100块大洋。

　　那时候，天津老城区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块大洋能买四间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所小型四合院。这位白领月薪50块，买房一定不在话下，可是他却没有买房。他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初生不久的女儿，可他仍然没有买房。

　　他觉得钱不够花，他的薪水勉强只能应付开支，绝不可能攒钱买房。

　　他每月都在记账：

　　“10块钱租了一层全楼，连了一盏25支光的电灯。”住房开支10块大洋。

　　“住的地方离公司远，天天要叫洋车，费3块钱车费。”交通开支3块大洋。

　　“衣服扯5块钱一个月，帽子、鞋袜都在内。”服装开支5块大洋。

　　“随便看一次影戏，或是同着邻居打几回搓麻雀，一块娱乐费也是要的。”娱乐开支1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