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到了秦朝，这种风俗才被禁止。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禅泰山时专门刻石为戒：“贵贱分明，男女理顺，慎遵职事。”三十七年，又在会稽刻石警告：“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逸，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秦朝的律令对后世的婚姻制度起了重大的作用，野合之风才渐次改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野合而生”是强奸的结果。“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按：指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蔡尚思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论者，他认为根据有二：一是《史记》所载孔母颜征在十分忌讳孔子父墓之所在，在生前从没告诉过孔子是谁的儿子，因此孔子才不知道其父叔梁纥葬在那里。而孔子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因为“野合”之事。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云“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处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二是《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的母亲因出身贫寒，其与叔梁纥“野合”而生的孔子又得不到孔氏家族承认，否则作为大夫的儿子，孔子在少年时的生活是不可能贫困的。

　　然而，此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驳。他们根据考证，找出了几大例证来推翻“强奸”说。他们认为，古人所说的“野合”，与强奸没有关系。司马迁十分敬重孔子，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他认为是羞耻的事，也许不会这样写。把“野合”解释为“男女苟合”，主要是现代人的说法。1936年版的《辞海》，在解释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附注：“今亦称男女苟合曰野合”。新编的《辞源》也在解释了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说：“后亦称男女私通为野合”。如果“野合”是一种强奸行为，而颜氏又耻之，很难想象还会到尼丘去祈祷神灵赐生儿子。而且，说颜氏耻于“野合”，这实际上是以汉朝以后人们的观念去揣度前人。因为，春秋时期保留着许多原始的婚俗遗风，“野合”在当时并非耻事。至于“讳墓”一事，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世家》载：“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按：孔子出生后不久，叔梁纥便去世葬于防山。)防山在曲阜城东约二十五里处，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一个不短的距离，所以，当年幼的孔子问自己的父亲所葬之地时，颜氏很可能笼统地告诉他在城东的防山。所谓“母讳之也”的“讳”，应是指对孔子问题的一种含糊其词式的回答，而并不是有意要隐瞒事实。

　　也许，“野合”真正的解释就是二者私通。春秋战国时代的两性关系以及女性的贞操观念，都与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大不一样。尽管当时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涂”，孟子亦曾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未为社会普遍接受。从《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男女自由结合的例子。此外，《周礼•地官•媒氏》更明确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从风俗到制度，从宫庭到民间，男女关系都是相当开放的，野合私通不足为奇。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是因为孔子的祖先是贵族，但到他父亲时已大不如前，而并非由于他是私生子的缘故。在古代寡妇与宋代以后相比是非常高的。《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在丈夫死了不久，曾对刘秀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要求改嫁宋弘。刘秀就把宋弘请来商量，并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所以我们现代人没有道理用血统论去指责孔子是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