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宋朝使臣路允迪进城传达了割让太原的诏书，但太原军民与中山、河间两镇一样，拒绝了这份屈辱的圣旨，与恼羞成怒的金兵展开血战。出师已近半年的金朝西路军此时已是日益疲弊、粮草不济，宗翰用“锁城法”构筑重重工事将太原团团包围，留下大将银术可继续围城，自己则率领主力撤回大同。

　　宗翰北归后，猛将银术可扫平了太原外围州县，以偏师先后夺取文水、西都谷、祁县、太谷、盂县，并击败了救援太原的宋军地方部队樊夔、施诜、高丰部。

　　京师解严之后，在请战派与舆论的压力下，宋钦宗认识到太原保卫战的战略意义与三镇“国之屏蔽”的重要地位，于三月十六日下诏重新确保三镇，加封三镇官员职位，褒奖他们守城之功。

　　这一年五月，赵宋王朝第一次组织中央禁军救援太原，大将种师中由河北井陉西进，另外两员大将，姚平仲的养父姚古和张孝纯的儿子张灏分别从长治和汾州北上，三军互为犄角，共解太原之围。

　　种师中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祖父种世衡及兄长种师道都是北宋名将，他率兵从河北井陉进入山西平定，很快就收复了寿阳、榆次，但由于姚古、张灏军没有及时策应，种师中部又返回到河北真定驻扎。

　　就在这个时候，重臣许翰误听谍报而做出了金军将要全线撤兵的判断，多次催促种师中进兵，甚至责备他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不久，种师中部的前锋进抵距离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到达寿阳的石坑，由于一路上没有遇到金军抵抗，以致这员久经沙场的老将犯了麻痹大意疏于戒备的兵家大忌。当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榆次方面有金兵袭来的消息后，误以为是金军北归的零散部队，岂料却是前来阻击的金军主力，宋军仓猝应战，五战三胜，苦苦前行。然而，惧敌怯战的姚古部将焦安节慌报军情，奏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致使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部会师。当种师中部被迫撤退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兵围攻，军粮短缺、士气低落的宋军几乎全军溃散，身边仅剩百余将士的种师中身中四创仍然裹伤力战，最终为国捐躯饮恨疆场。击溃种师中部后，金军主力从容回师，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在交城击溃张灏部，宋廷第一次救援太原的努力就这样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失败了。事后，焦安节被处斩，姚古贬官于广州。

　　就在种师中救援太原的大军中，有一员名叫杨志的大将，作为“招安巨寇”，他曾在宣和四年跟从童贯征辽，担任先锋，杨志后来在救援太原与金兵的交战中，兵败于山西盂县，不知所终，大抵不是随败兵溃散就是阵亡于乱军之中。《水浒传》第十二回中杨志说：“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这一点，史无可考，但救援太原的这位杨志，应该就是小说《水浒传》中杨志的原型。

　　大敌当前，宋廷高层之间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倾轧与排挤仍未停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主战派李纲以一介文臣被迫担负起第二次救援太原的重任。然而，李纲却一再受到同僚的掣肘与钦宗的疑忌，当时他能够直接指挥的士卒只有一万二千人，申请拨付 100万的军需仅得到20万，不仅在京城征调战马被制止，甚至还将他征召的地方部队遣散。李纲计划先进行必要的休整训练，等做好充分准备后再行出征，却被宋钦宗斥为拒命，只得于八月初匆匆开拔。

　　宋朝中央政府对太原的第二次救援可谓气势汹汹，除了李纲之外，还有驻屯于沁县的解潜部，驻屯于辽州的刘?部，驻屯于文水的折可求、张思政部，驻屯于南北关的范琼部，计划以兵分数路的优势兵力围歼银术可孤军深入的疲敝之师。

　　当年深得宋徽宗宠幸的宦官童贯手中都有数万人的亲军，但是，如此事关国家存亡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李纲上疏各路大军合兵一处统一指挥的要求却被否决，身为宣抚的李纲徒有节制诸路大军之名而无节制之实，各路将领都直接听命于远在京城的宋钦宗，各自为政，互不协同。其实只要回想宋初大将作战必须按照出征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来指挥的愚蠢做法，就不难理解宋钦宗的举动了。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断送了宋廷第二次对太原的救援，断送了太原，也葬送了自家一百六十余年的锦绣江山。已经出征近一年的银术可面对一盘散沙的宋军指挥若定，先是集中主力击败刘?部，随即又先后击败解潜部于南北关、张思正部于文水、折可求部于子夏山，宋军被各个击破损失数万人之后，对太原的第二次救援宣告失败，李纲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被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