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禁令之下依旧“娼”盛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程的《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一书如此写道：“在清朝，狎妓是严禁的，但‘狎优’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于是乎，优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们大多为年少者，多在20岁以下，也称为娈童、优童、歌童等。因为优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称像姑，俗称兔子。”

　　清代运河上的经济枢纽、盐都扬州甚至有专门“生产”美女的生产线，专选一路名为扬州瘦马的女孩子，将这些瘦弱的女孩子从贫寒人家买来，经过几年调教，或出售给富贵人家做小妾，或卖于妓院。

　　从清末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动摇，北京城的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进入民国，一些官员将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冯玉祥在后来在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条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

　　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员潘洪钢认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娼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看，清代的禁娼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弛到禁，再由禁到弛的流变。其中一大原因则是康熙以降，虽然政府对娼妓例有严禁，但人们对各类娼妓的风行，恬不为怪，狎妓宿娼亦为人们所习见。

　　“从理论上讲，清代对娼妓的此种禁令，到了‘斩决’这一程度，嘉庆时更严厉地进行株连，也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娼令之一。”潘洪钢表示，“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动了私妓进一步泛滥。”《扬州画舫录》卷九写道： “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

　　潘洪钢还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中政策、法令成为“具文”的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出国家行政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开征花捐，将娼妓变成一种合法收税的行业。此后所要打击的，只是未向当局注册、偷漏国家税款的所谓“私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