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后世的妓院里，曾经长期树立着管仲的塑像，管仲也成为了中国性产业的祖师爷。经历了魏晋六朝乃至大唐的开放，自宋朝开始，官府对官员嫖妓的态度开始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乃至妓院和翰林院成为了江湖与庙堂势不两立之地，起码表面上是这样。也难怪大才子柳永终身不仕，因为他将才华换了浅斟低唱，有水井处皆闻柳词，以至于过世时，妓女们纷纷凑份子为他送行。

　　至于宋时，对官员狎妓的限制，大约是——官员与妓女的关系仅限于三陪服务，而不得与妓女有染。当然，这样的规定在没有摄像头的宋代，如何执行、如何监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妓院牙床底下有人窃听，即使是皇帝老儿也挡不了那“隔床有耳”。据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 道君(宋徽宗)幸李师师(名妓)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也就是说，当以那一手瘦金体书法闻名的皇帝去嫖宿李师师的时候，也不敢大摇大摆提前清场，使得前一个嫖客大才子周邦彦只能躲到床底下去了。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倒更是对官员狎妓设限重重。《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要知道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很可能会致命。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也会被罢官免职，将来永不续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注意：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还包括了中间人(媒合人)和“官员子孙”，打击面很广。

　　洪武朝的官妓虽不向官员卖淫，却面向社会开放，税收向官府提供财政收入。然而，既然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官营娼妓产业的态度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官妓营妓逐步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性服务，高端的所谓“曲院妓”和低端的所谓“朱市妓”。“曲院妓”，色艺双绝，能昆曲，擅书法，会诗文，总之凡高端阶层风雅之事无不知晓，服务品质自然超一流。明末“秦淮八艳”可谓是其中代表。“秦淮八艳”最早见记于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为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称为“秦淮八艳”。至于“朱市妓”，则接近今日里的站街女。

　　从与“秦淮八艳”交往的嫖客名单上，还是找得出大量的官员。比如曾任南明永历帝宰相的方以智。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故事，更是流布至今。可贵的是，这些亡国妓女却比阮大铖等政府官员有气节得多。清初孔尚任花费十年采访考察，著有《桃花扇》一部，讲述了那一段往事。

　　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条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狎妓饮酒亦坐此律。”可见，清代刑罚沿袭了明朝的规定，还把“狎妓饮酒”这样的三陪服务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孙和青楼女子吃个饭、聊个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负责查官员狎妓逛青楼，一旦查到就要严厉处罚。

　　对性产业真正动了大刀阔斧的，则是雍正。雍正认为，官员应信奉孔孟圣人之道，不能做那些有伤风化的事，尤其需要给百姓做出表率，不能玷污圣人教诲。故而，在雍正朝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经营妓女。从那时开始，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