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这里，周恩来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沈从文将这几本书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才流传开来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