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
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
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