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中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而当时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人，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遭遇周恩来有一定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周恩来曾在会议上为毛泽东据理力争。那么，宁都会议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毛泽东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把年初的钢产量定低了等等。然后联系到宁都会议时前后的情况，说自己有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一段时间就和博古他们站到一起去了。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么，当时的宁都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会议的原貌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此次会议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之间的电报来往来推知了。因此，会议中间的一些关键处，恐怕是不能复原，扑朔迷离的印象就难免了。包括会议记录为何会丢失，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
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说“周恩来夺毛泽东的权”，则是指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特别会议。
在会议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不在后方而在前方的宁都召开，本身就有后方督战前方的意思。
在会议上，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指责。
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毛泽东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来了。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毛泽东的主动退出，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
对会议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同志表示要上书临时中央请求指示。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到达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了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65年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自我检讨，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毛泽东及其才华了解不深，两个人也还没有开始真正合作。就党内来说，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是高于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两个人的正式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英国人肖特在其《毛泽东传》中的有关说法可以作为佐证。书中说：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曾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军权。第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如同第一次一样，毛泽东也是离开部队专做政府工作。心情压抑的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了霉。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曾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占有多重的位置。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在会议上的态度，不能不在毛泽东的印象里留下痕迹。当然有些东西会让毛泽东改变看法，而有些东西则让毛泽东的看法固定下来。那么，会议记录的付诸阙如，愈加深化了宁都会议的扑朔迷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