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柏路村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1929年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
　　但是，大余县不仅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当国民党赣军李文彬旅逼近大余县城东门时，竟然没有一名群众向红军报信。就这样，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的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和朱德率军部少数人迅速向城南转移。

　　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以惨重的代价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因为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伤势严重。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恰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才快步得以脱身。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为困苦的时期。
　　面对困难和连连受挫的形势，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红军战士却还穿着单衣行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意见压下去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针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党权、军权、人权全部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身上。
　　有了相对集中的指挥权，毛泽东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了。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两个团，这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仍有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同年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史称“二月来信”)，来信要求红四军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同年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也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是老乡，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前苏联学习军事。刘安恭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他善于辞令，口才极好，这使很多红军干部对他佩服有加。
　　同年5月底，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太集中”?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人提出要正式恢复军委，以健全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争论双方都是出于公心，所以争论起来理直气壮、各不相让，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几天后，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