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

　　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数据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段回忆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且不论“九一八”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 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

　　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数据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

　　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

　　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过：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

　　“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

　　19 2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数据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