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水所困的日军，“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伦。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

　　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城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益已成惊弓之鸟……”其状甚惨。

　　对中国来说，花园口决堤制造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态势。首先，日军谋划进攻武汉时，原计划将进攻的主力置于沿淮河向大别山北部地区方面,因为黄河水在淮河流域泛滥，影响物资运输，只能将进攻主力改在长江。日方承认，武汉会战时“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是按照既定方针开展的，其被花园口决堤推迟6个月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其次，花园口决堤后出现大范围黄泛区，让日军很难通过。改道后的新黄河成为中日双方东西对峙的分界线。此后，直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这其中固然有日军兵力不足的因素，但黄泛区阻挡更是重要原因。

　　花园口决堤固然有其军事上的正面意义，但也为黄河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巨大伤害。在决堤以前，国民政府对花园口附近百姓进行了疏散，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

　　“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两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三天上午才逃完。”由于这个疏散范围很小，且补偿只有5—10元，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依照相关统计，花园口决堤后，被洪水冲击最大的县有44个，其中包括河南20个、安徽18个、江苏6个，影响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1.5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1993.4万亩;有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超过10亿元。灾民困苦流离，河南“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

　　呼号震天……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饿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粕杂食，反为上撰，饥民面目浮肿，肤肌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

　　《申报》(香港版)也报道说：“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