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对黄教领袖一直礼遇有加。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来到北京觐见清朝皇帝，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中，五世达赖这样记载：“……我下马步行, 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 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间安。之后, 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 令我在距他仅一度远, 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 谕令我先饮, 我奏称不敢造次……”

　　《宫中杂档》中也有记载：“十二月……达赖上谒。上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后，上复登御座，侧设达赖座，奉温谕令登座吃茶，询起居。达赖即于座前恭请圣安，陈述前后藏情形。赏赐筵宴。由部库赏拨银九万两。”

　　这样看来，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