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或连这点“技术”层面上的失误，也不能归咎于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后一种解读：彻底的“高、大、全”。岳飞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翅大鹏鸟”(《说岳传》里的岳飞前世)，甚至也不缺权谋和花招，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他讲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场争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权为谁所用，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而无论忠臣与奸臣，首先都必须是“权臣”，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奸臣”秦桧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须有”。

　　但是，这并不重要。

　　中国的造神运动，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桧，虽然与神化岳飞同步，却并非为了给岳飞做陪衬——岳飞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桧，首先是为了让宋高宗能从历史差评中解脱出来。需要把岳飞抬上神坛的，正是这位皇帝的后人，而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尴尬，需要一个魔鬼来承载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桧，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祭品。

　　作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证据发现秦桧和岳飞有私人恩怨)，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被俘经历的潜在变节者，作为一个执掌朝柄几十年的前国家领导人，把他放上祭坛，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将人民群众敬拜新神后所产生的愤怒，从造神者自身引开，而直指“莫须有”的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秦桧是个异数——居然得到了善终，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

　　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个著名“奸臣”韩侂胄当政时期。彼时，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金国发生内乱，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韩侂胄对秦桧进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剥夺一切谥号，改称为“谬丑”。对秦桧的严厉指控，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把国家积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这个不再能自我辩解的死人身上。秦桧究竟是否叛国、是否卖国、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还是从犯，并不重要。

　　韩侂胄，乃至当时那个政权，以及此后的整个民族，实在太需要秦桧这样的反面典型了：把应该千百万人共同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倒霉蛋扛了。国家为什么积弱?民族为什么衰亡?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会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奸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难和血海中舒口气：我没有责任!显然，这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秦桧生前的忠奸善恶证据并不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全民心理治疗的工具，脏了他一人，漂白千万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桧之类的万恶魔鬼拉出来，冲着他的跪像吐口唾沫，骂句汉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经在岳飞的庙前，在写着“还我河山”的匾额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马前剃发。